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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亲历的，一个是读书读来的。　　八十年代末，我接待了一位西方人士。他曾与人合作翻译了几部汉语作品，是当时比较活跃的人物，在内地活动半径很大。他来到这里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寒暄，就一脸惊惧地告诉我：他刚刚由另一个地方来，是去访问一位作家的，要主动翻译那人的作品，想不到只谈了几句话那位作家就说：“我的作品主要是写给我的民族看的，我不需要你的翻译，请你快些离开吧！”他说这位作家你应该是认识的吧？我说当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站起来，张开多毛的两手说：“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突然就愤怒了。我安慰他，说可能有什么误解吧，请您不要介意。他根本不听，一直喊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来我这里也是谈翻译的事情。我们其实几年前就熟悉：80年代在欧洲，是一个晚上，我与之第一次接触。我对那次见面的细节记忆犹新。依据那一次，我稍稍能够想象他与我的那位作家朋友是怎么相处、怎么交谈的。那个欧洲的夜晚说心里话，我觉得有点不可忍受。记得当时旁边还有一位同行的中国作家，他不断地拉扯我的衣袖，小声说：“常了就习惯了，他们这些人就这样说话。”我是第一次与“这些人”接触，所以还不够习惯。　　这位西方人士从我这里离开不久，我就见到了让他觉得“很可怕”的那位作家朋友。我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朋友告诉：那天他来到这里，说要翻译我的作品，我自然是高兴的，表示要跟他好好合作。但他对具体作品的翻译没有一点兴趣，只是反复强调他的“无比重要”：如果不翻译你们就永远不被接受、永无出头之日，写作也没什么意义和价值。他说自己这一类人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而言是最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说对文学而言，西方永远都是中心，只有设法让那里承认才行，这对你、对你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我要告诉你怎样写他们才会认可和喜欢。　　这位作家说当时他一直很礼貌地接待他，并长时间听着他盛气凌人的讲话。最后他只好如实地告诉对方：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交流很有意义，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介绍给异国读者;但他不相信所谓的“中心”就一定比身边的人更懂文学;获得西方的承认也有意义，但首先还是要让自己的母语读者理解和接受;说到底，写作不过是心灵之业，不是为了获得某些人的承认才要做的;为了满足“中心”的趣味而投机取巧，有悖于做人的原则，也违背写作伦理。这位西方人打断他的话，一次次喊叫，怒不可遏。我的朋友只好客气地请他离开，说自己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写好自己的作品，而不是翻译，暂时不能与之合作了：“我们的谈话就到这里好吗？”　　在中国，这位“上宾”哪里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认为整个过程“很可怕”。　　这个故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以至于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没有忘记其中的细节。　　前几年读了一本南非作家库切的随笔集，其中有一篇谈到了英国诗人艾略特，写了他的一段往事。艾略特受邀到美国一所大学做欧洲诗人维吉尔的讲座，而就在两天前，刚刚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世界马上陷入了深刻的动荡，冲击之强烈简直无以言表。很不巧，艾略特就是在这个时刻来到讲坛的，因为这是预先确定的一个学术项目。他当然要谈到这场大战，不过只用了一句话：“欧洲刚刚发生了一个事件”，接着就开始讲维吉尔。艾略特极专注极深入地阐述了维吉尔，特别是诗人之于欧洲文化传统的意义、其永恒性。　　整个讲座再没有一字提到刚刚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他所置身的这个场合与这个时段，需要认真讲析的只是关于欧洲文学文化的基石人物维吉尔。这次讲述必须倾力为之，凝心聚力。艾略特目无旁视地讲了诗人的永恒，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没能稍稍转移他此刻注意的重心、才能的重心，更有智慧的重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会过去，也是一个必要过去的事件。而维吉尔是永恒的。他在讲座的整个过程中，只沉浸于关于永恒的意义和认知当中。　　一场世界大战剥夺了多少人的生命和幸福，而且将永远改变这个世界。一个诗人不可能无视这样的惨烈和巨变。诗人柔软无比的心肠、对苦难的敏感，强烈的现世责任，正是他这一类人的生命特质。但是这一次、这个讲坛上，他讲的是维吉尔。他必须专注于此，甚至需要暂时忘却周边这个剧烈旋转的世界。他要沉浸于诗的文化的诠释，进入“欧洲的永恒”。　　诗人如此专注于永恒、专注于诗，对现实而言恰恰不是傲慢，而是最大的谦卑。诚实，认真，理性，使他没有慌乱如丧家之犬，没有汲汲于时下。他疏离了近在眼前的震耳欲聋的那个话题，只说好说透自己要说的。这样的人其实是更可信和更有力的。面对任何时候都是纷攘喧哗的现实，一个人必须蓄养气度，才能有良好清晰的投入，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永恒的诗性，大概无不如此。　　如果艾略特那一次讲座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呼号和维吉尔搅到了一起，搅成了一团，会是多么糟糕。　　他没有慌乱，气定神闲。他当时要做的事情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如此。　　在我们这儿，女优掉了一颗牙或一位富翁感冒了，主持人都恨不得让人取消讲座，或使主讲人一席话变得疙疙瘩瘩再也不会流畅。这时候诗人的尊严是谈不到的，有人认为在钱权名色之下尊严是不必谈的。这差不多已经化为习以为常的惯性。　　如上就是这两个故事了。现在看它们一点惊人之处都没有。可奇怪的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谁要当这两个故事的主角，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都是很难的。这个试一下就能知道。现在大的环境如何且不说，比如思想环境、艺术环境、语言环境、自然环境，到底如何，每个人的认识会是不同的，但它们的确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存和创造。我们极其需要注意这些环境，从而让自己的“小环境”能够多少有所不同。当然，这是很难的，不过想一想可能也有好处。　　这两个小故事我可能会记很长时间。因为这里面有明显或微微隐蔽的一些意义，让人怦然心动。在我看来，这两个故事中其实不乏训诫和提示的意味：一个写作者怎么回避恶俗，坚持真理。庸俗是时而发生的，恶俗却是令人后怕和羞惭的。持守自己的职业道德、本分和常识也并不容易。再看一下，这两个故事不过是在讲作家和诗人的品质，是最老的那一类话题，或许已经老到让人生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