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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满荒草的院落

  文化馆一直是正西街乃至整个县城一个特别的存在。面街的一面是一栋二层高的门楼,楼上被隔成了一间间房屋,一楼即是进出文化馆的大门。门洞里装了双扇对开的高大铁门,门前种了一排桂花树。桂花树起先都是矮矮小小的幼苗,栽下之后就没挪过窝,一天天长到现在,早已高过门洞了,站在树下或者门洞里仰望,满眼都是绿油油的叶片,怎么也望不到梢顶。任何时候打正西街路过,你可能注意不到树荫掩隐下的文化馆大门,但那一排桂花树是必然映入眼帘的。八月里,桂花挂满了枝头,满街都是馥郁的花香,即便是个匆匆的路人,也是未见花影先闻其香。  据说,文化馆的所在曾是一块小山包。推开门,穿过门洞,你会踩上一块不大的坝子,地面是一尺见方的花岗岩铺成的,因为年成日久,花岗岩表面油光发亮,走在石板上,隐约可以看见自己歪歪扭扭的身影。坝子后是一列长长的石梯,站在坝子里,抬眼就能看见石梯尽头一字排开的六根柱子,柱子上涂了红色油漆,那是文化馆的主楼。拾梯而上,恍惚间想起此地还是个小土包时的情形,但任你怎么想,脑海中也呈现不出它本来的样子,但在你抬起头来,看着高处的文化馆主楼时,你就会再次确信,这里的确曾经是个小土包。  说是主楼,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型的室内剧场而已,但剧场的演出并不是天天有,在电影刚刚风行起来的年月,剧场被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放映厅。一切都是现成的,舞台的墙上挂了白色幕布,最靠外的墙壁上凿开几个小洞,架上放映机,剧场便变成了放映厅。石梯两边是文化馆的阁楼,分别有走廊通向门楼上的房间。阁楼和走廊都是清一色的木板镶成的,踩上去,脚下发出一阵阵哄咚哄咚的木质声响,清脆而低沉。  剧场右侧,靠近阁楼走廊的地方种着一棵苦柚子树,年年挂满黄橙橙的柚子。苦柚树下凿了一眼椭圆形的水池,水池里的水据说是专门为了灭火准备的,自打筑成的那一天起,池里的水就满满当当的,即便是酷暑寒冬,也从没见消涨过,却从没派上过用场。  剧场左侧是一排砖混结构的房子,那是文化馆的职工宿舍。1991年,罗向冰还是个青涩的乡村青年,他打着背包从新场范家山来到县城时,文化馆门口的桂花树开得正艳,当他闻着满街的花香跨进大门的时候,一眼就瞅见了院子里的那棵苦柚子树。罗向冰的背包里除了几件简单的衣物,还有一摞版画作品,其中一幅画的是一块木板,中央裂开了一道幽深的口子,罗向冰给画稿取了个特别的题目—《内伤》,看到的人,无不赞不绝口。罗向冰所以能从几十公里外的范家山来到文化馆,就是因为他背包里的画稿。最先听说罗向冰的时候,很多人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偏僻乡野的小青年还会搞版画创作,后来有幸看到《内伤》的人们纷纷打消了自己的好奇心,继而觉得,罗向冰不应该一直窝在范家山,应该有更好的舞台施展他的版画创作才华。罗向冰于是得以从遥远的范家山来到县城,成了文化馆的一名临时工。罗向冰那时候的住处,就在剧场左侧那排房子里最靠里的一间。从到来的那一天起,到后来离开,他一直住在那里。在文化馆,罗向冰所做的工作,就是打扫剧场和院子里的卫生。没事的时候,就受命背起背篼,从外面背土回来,在院子里和阁楼上种花种草。这倒是罗向冰以前常干的活儿,但却不是他希望永远干下去的。在范家山,他就天天与土地打交道,却没想到了文化馆,还得天天与泥土打交道。两年之后,终于厌烦了的罗向冰毅然决然地背起背包,跨出了文化馆大门。那时候,南方就是梦想和希望的代名词,磁石一般吸引着罗向冰。他去了。不久之后,“罗向冰”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读者》、《小说选刊》、《中国文学(法文版)》等各大期刊和报纸上,相对应的是一幅幅醒目的黑白版画;又过了不久,“罗向冰”同时写在了三家杂志的扉页,名字前缀的说明和名字一样是醒目的黑体字:主编……  也就是在南方吸引着一个又一个心怀梦想的人只身前往的同时,内陆紧闭已久的大门也随之洞开,来自南方甚至更远地方的新鲜事物决堤一般灌进内陆广袤的土地,并像种子一样,很快落地生根。  录像就是在那个时候风行起来的。文化馆门楼右侧开了若干年的老相馆也没能扛住这股大潮的诱惑和冲击,换了招牌,成了一家录像厅。很长时间里,打正西街经过,老远就能听见文化馆门楼里传出的呻吟声或者枪战声或者武打声。去文化馆的人,大多直接就去了门口的录像厅,很少有径直进到院子里去的。  文化馆作为电影院使用的时候,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童,等我长到可以看电影时,北城街的电影院已经落成,文化馆作用不再了。但我还是有至少三次去到文化馆的大门里去。  一次是上中学的时候,和几个同学一起,在门口的录像厅看录像,中途尿急,到文化馆里的厕所去小解,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罗向冰,那一刻我也只想着小解,除了厕所里嗡嗡翻飞的蚊蝇和浓烈刺鼻的氨气味,文化馆再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了。  一次是工作以后,参加县里的歌咏比赛,单位组织了合唱团,我作为其中的一员,直接站到了剧场的舞台上,看着舞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跟着其他成员一起放声高歌。就在我们全神贯注地唱着的时候,观众席传来阵阵嘻嘻哈哈的笑声,有几个人举着手臂,手指远远地戳向我站立的位置,我同时听到有人发现新大陆似的兴高采烈的说话声:“在那里呢,李存刚!”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3年夏天。这时候,文化馆已经另址修建,这里只能算作它的旧址了。院坝里的石板和石梯还在,院坝中央长了两株米麻,繁茂的枝叶几乎盖住了整个院坝,石梯的缝隙间长满了绿油油的杂草,将石梯完全遮盖住了,不知道的人,定会误以为那里就是一个小土坡。几只蝴蝶迎着阳光,在草叶间翩翩飞舞着,无声而又忘情;剧场和门前六根柱子还在,只是柱身上的油漆已经脱落,呈现出灰白的底色,只有底座上还残留着一圈暗淡而斑驳的红。剧场朝外的墙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拆、危、拆。三个大字,分别是鲜艳的红、黑、红二色,但凡进到门里去的人,抬眼就能看见。大厅里的座椅已不知所踪,同去的朋友说是被拆除了。大厅里,满地掉落的天花板和碎裂的瓦片,炙热的阳光从房顶的瓦隙间投射下来,耀眼得让人眩晕。  同行的朋友是文化部门的干部,罗向冰的故事就是我们站在荒草疯长的院坝里时朋友讲述给我听的,但朋友更关注老文化馆的安全问题,自打文化馆另址修建以后,这里的阁楼就成了流浪汉、瘾君子和少数青年男女的天堂。朋友说,此前,文化馆的房子尽管老旧,一直没出现过明显的安全隐患,但5·12之后又是4·20,文化馆的房子没能抗住两次大地震,不久将彻底拆除。  剧场右侧的那棵苦柚子树也还在。已是夏天,苦柚树枝头挂满了新生的茂盛的叶片,枝叶间竟然还挂着两颗去年的柚子,黄彤彤的,不停地随风摇摆着,随时都可能轰然坠落的样子;苦柚树下的蓄水池,内壁爬满了绿油油的青苔,水池里的水依然是满满当当的,水面映着苦柚树清晰的倒影,把手伸入水中,指尖旋即传来飕飕凉意,平静的水面荡起一圈圈波纹,苦柚树的倒影随之成了迷迷糊糊的一片,定睛细看,树上那两颗柚子的影子此刻是再也见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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