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读了张慧兰的四篇小说，《稻草人》《离婚》《房梦》和《如梦令》。张慧兰是武汉市作家，70后，创作起步不算太晚，但成就似乎在近几年。 四篇作品算不上惊世骇俗，但却颇有特点，最大的特点，便是小说虽未必都以女性为主人公，但却都有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而且这些女性，颇有异于时下流行的70后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她们既不以观念新潮见长，行事方式毋宁说带着一些“老旧”的痕迹，更不要说什么“女权”、“女性主义”、“身体写作”、“欲望宣泄”之类。她笔下的女性是“传统”的，哪怕如《如梦令》中的白雪，《房梦》中的柳絮，纵是行为有些“出格”，但观念深处依然是“传统”。白雪深爱她的导师杨公允，待师母红绫撒手归天之后，白雪毅然来到杨家，过起了非常尴尬的生活，妻子不是妻子，情人不是情人，保姆不是保姆，没有明确的身份定位，而且还要忍受杨公允的羞辱和驱赶。论说这种行为本身可以算是相当现代了，但是细看她的爱慕方式，她的忍辱负重，她最后以投水自尽的方式离开导师，那种悲情色彩很容易让人想到五四新女性的浪漫，或琼瑶式的伤感，所以说到底也还是“传统”而“老旧”的。这正如她的命名，带有唯美而浪漫的气息，很容易判断出作者的审美趣味。《房梦》的柳絮也是外表“现代”，骨子里“老旧”的典型。柳絮受生存空间的挤压，三个大人生活在十几平米的空间，女儿都上高中了，还得趴在床铺上写作业，而夫妻间的做爱，也如同做贼，生怕弄出一点声响，根本无激情和快感可言。柳絮朝思暮想的便是改变自己的居住条件，有个稍微宽敞一点的空间可以安顿一家人本来就拮据的日子。她有幸结识了一个“房地产商人”李阳，李阳将巨款遗失在柳絮打工的酒店里，被柳絮拾到，柳絮拾金不昧，将钱如数交还给了失主，得到了李阳的好感。李阳隔三差五邀请柳絮吃饭聚会，以柳絮的性格和为人，本不欲与李阳走近。无奈对房子的梦想，使她上了李阳的圈套，最后不仅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廉价房，而且还赔上了自己的身体，真正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柳絮自己都为自己的行为不耻，深感对不住丈夫和女儿。柳絮的悲剧是一个善良人的误入歧途，然而却是生活压迫所致。柳絮的行为固然违背了作为女人的传统道德，但在她整个“出轨”的过程中，处处体现的还是“传统”人格和善良本性。柳絮的拾金不昧，柳絮羞于为房子在李阳面前开口，仿佛不愿意将与李阳的交往变成一桩交易，而让李阳瞧不起，这些都说明她不是那种真正不顾一切的人。只是她从李阳处获得了生活的享受和性的快感后，居然为丈夫的捡破烂而羞愧，则是迷失得太远，然而也还在可信度之内。女人总是有点虚荣心的，何况骗子李阳的手段的确高明，迷失本性也是难免的。所以柳絮虽说绕了一个大圈子，但她的本性不失，终究要回到自己的轨道上来，说到底她还是一个“传统”女性。与《如梦令》和《房梦》不同，《稻草人》和《离婚》则干脆“传统”得多。《稻草人》中的女人嫁了一个性无能者，40多岁了还是一个处女身，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不幸。然而这个女人却完全没有离开自己男人的意思，哪怕是男人赶她，折磨她，她也不离开，而是坚持着尽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义务。不仅一如既往地照料男人，而且得知男人有自杀意愿的时候，不仅杜绝了一切可以令男人自杀的条件，而且以生活的美好未来相憧憬，尽力挽救男人的生命。无奈男人死意已决，最后依然支开女人，用一根细小的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男人的死也使女人失去了生活的依据，“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当养女在女人跟前忏悔自己幼小时的不懂事，并同样拿未来的生活憧憬她的时候，她却不为之动心，最后走了丈夫同样的路，一根绳索了却余生，真是可悲可叹。女人何以拒绝离开男人，并最后追随男人而去？无他，“做人须讲良心”而已。因为当年女人嫁给男人，不仅自己摆脱了农村户口，来镇上上班，甚至女人的弟弟也因而在镇上找到了工作，跳出了农门，自己总不能因为男人的生理缺陷就弃男人而去吧？女人说男人除了不能同自己过夫妻生活之外，其他看不出有何不好。这个在有些女性作家看作女性全部的性，在这个女人眼里竟是如此“微不足道”，哪有比这还传统的女人？她为了“良心”不仅牺牲了自己的幸福，甚至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这在其他70后女性作家看来，一定匪夷所思吧？然而这正是张慧兰给我们呈现的“真实”，所以张慧兰是颇为“另类”的。 《离婚》中的姚玲也是耐人寻味的“这一个”。姚玲当然是现代女性，但是她最终不仅没有与徐强离开，而且离而复合，自己设了一个圈套，证明了徐强对她的感情犹存，她又回到了徐强的怀抱（这样说不够准确，因为姚玲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徐强，就在他们办了手续的日子，他们也还是生活在一起，姚玲还是半推半就与徐强过着夫妻生活）。姚玲设局试探徐强，其实是为自己找下台之阶，不是徐强离不开她，她也离不开徐强。这样的故事表面很滥俗，细想却又并不简单。姚玲为什么走不出真正离婚这一步？理由之一当然是爱，此外就是观念。在她同徐强只领取了结婚证而未举行婚礼的日子，她就发现了徐强同别的女人之间的关系，想到分手，但想到自己已经同徐强有夫妻之实，自己再也不是完整清白的女儿身，离开徐强，将何以面对另外一个男人？这其实是一个传统的贞操观念，会为现代的时髦女性所耻笑。第三个理由便是孩子，孩子出生后，徐强又一次出轨，姚玲本可以离开他，但想想孩子，她还是下不了决心。情、观念、孩子，原来这竟是捆绑女性手脚的三条绳索，女人的世界竟是由此三者所构成，说来可悲，思之可叹，然而竟是事实。 然而张慧兰为什么要写这么些“传统”、“老旧”的女性呢？她为什么会在同年代作家中显得如此另类呢？这才是我们要思考并回答的问题。 首先，我想这与张慧兰的审美趣味有关。我不知道张慧兰是否热衷于琼瑶式的叙事，但从她给她的女主人公命名上可以看出，她的趣味中不乏传统的浪漫感伤情调。“白雪”和“柳絮”，无论从其色调，还是质地，都浸润某种传统文化的气息。白雪的纯洁和易污易化，多少带有虚幻的宿命色彩，而柳絮，传统诗词中常有咏叹，“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本来就是薄命女儿的象征，与作者笔下的人物性格亦有质的相似。张慧兰显然是熟悉传统诗文的，熟悉传统诗文中带有感伤唯美色彩的意象，所有这些都内化为她的一种情调，一种意境，她喜欢编织这种女性内心深处的感伤故事，而这种故事其实可以给作家内心以抚慰。内心柔软的人，偏爱这种悲剧性的故事，偏爱这种抒情的浪漫格调，证明张慧兰是一个内倾的作家，是一个悲剧型的作家。 作为一个70后女性写手，张慧兰回避流行的写法，既无激进的女性主义立场，更无吸引读者眼球的欲望宣泄，其实应该关乎她对生活、对女性世界的切实观照。我们无意否认其他女性主义写作的积极意义，女性的觉醒，女性欲望的彰显和肯定，女性私人空间的展露，都是在时代召唤下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就其女性生活的普遍性而言，女权也好，欲望也罢，似乎都是极端条件下的先锋姿态，而绝大多数女性毋宁更像姚玲和柳絮。甚至“稻草人”一样的女人，在生活深处也大量存在。我敢肯定地说，中国广大农村（甚至不排除都市）的女性，并未将性看作生活的全部，虽然忍受性无能是特例，但性的不满足却是普遍存在的事实，然而她们很少以此为理由提出离婚，相反会讳言性欲，会觉得一个女人以追求性满足为目的是可耻的，是不正经，为良家妇女所不取。所以张慧兰所写的乃是女性世界的真实。向外的普遍性和向内的逻辑性，两相结合，构成张慧兰小说的女性世界。向内的逻辑性是指性格的统一性，人物的所作所为，并不相互抵触，而是顺理成章。“稻草人”也好，柳絮也好，姚玲也好，白雪也好，她们的行为表面上可能乖违，但却有性格作铺垫，即便是变，也在情理之中。倒是《离婚》中的姚玲，公开发表的版本是姚玲最终走出家庭，去寻找多年爱恋她的一个同学，这才有违性格的逻辑。作者的本意在让女人自己解放自己，但却将作家的观念强加给了人物，破坏了人物的内在统一性。这就是本文不取这一版本而宁愿取未刊本的原因。 写真实，写作者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的真实是一回事，但何以写，写如此“真实”有何目的，则是另一回事，这又是必须研究的。这牵涉到作家的倾向性。我在仔细阅读这四篇小说之后，感觉张慧兰在作品中的倾向是复杂的。她对她笔下的“传统”型女性，既有赞扬，亦有感叹，同时也不乏反思和批判。从其人物身上所隐含的善良品格而言，从其对生活和爱情的认真态度而言，作者无疑是肯定的。“稻草人”的感恩，柳絮的拾金不昧和不欲以身体作交易，姚玲对爱情的信守和对孩子的责任，白雪对教授的一往情深，都不能说有什么错，不能因为她们“传统”而予以否认。相反在如今这种物质主义时代，在道德沦丧、价值崩塌的语境下，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品格。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作者拯救时代的微妙用心。其次是感叹，也是痛惜，既感叹女人的命运，同时也感叹女人往往在身设的牢囿里不能自拔。“稻草人”的不幸不在于她对生理享受的放弃，却在于她在一句“良心”的掩饰下，看不到生命的全部，并最终以生命作殉葬，是完全不明智的狭隘选择。事实上，“良心”和“感恩”固然可贵，但以此为由而无视更广大的生活世界，就未免狭小了，这样的做法终不足取。同样，白雪有权利爱自己的导师，但爱的方式可以多样，特别是当自己的女性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还要腆着脸赖在教授家，就未免有些“自甘堕落”。其实我们并看不到白雪对教授爱的实在内容，爱不过是白雪自设的迷帐，是一个美丽而凄然的梦，为一个梦作如此义无反顾的付出，同样是令人叹惋的。柳絮在生活的压迫下误入歧途，其过不全在她本人，但终究有被骗子利用的机会。特别是居然瞧不起与自己相濡以沫的丈夫，目的让位于过程，柳絮也有自身性格上的弱点。比较而言，姚玲较为“健康”，她身上令人遗憾的东西较少，但她的贞操观念也还是有封建时代“从一而终”的痕迹，这种男权设置的女性苑囿，竟成了女性自觉遵守的藩篱，其悲剧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后是反思和批判。这可以是张慧兰小说文本的客观价值。作者有否反思意识尚可商榷，但客观上读者对作者笔下的女性是不能完全认同的。而读者的不认同会因此延伸到社会生活，到传统观念，到女性的自我意识。社会的挤压，传统观念的腐蚀，自我意识的酣睡，导致女性的自我捆绑，所以要改变女性的精神现状，是必须从多个角度用力的。这都是时代的大课题，张慧兰有意无意间均有所触及。 我们说张慧兰并不完全赞同她笔下女性的作法，还有一个证据，即小说中的另一世界，男性世界。四篇小说中，与女性角色相对应的都有一个男性。《稻草人》中的男人，《离婚》中的徐强，《房梦》中的培友，以及《如梦令》中的杨公允。如果说单纯的张慧兰女性世界似乎很难看出作者的复杂倾向，而如果结合男性世界，则作者并非一味温情柔软。四个男性中，宽容，有责任心，吃苦耐劳、见义勇为的培友是完全的“正面”形象，其他三个男人都各有“瑕疵”，有的甚至有很严重的缺陷。最让人恶心的是白雪的导师杨公允。我不知道作者是无心还是有意，她的人物竟然有如此一个反讽的名字。“杨公允”，“杨”者“佯”也，也就是虚伪。他表面上不忍耽误白雪的青春，故意为难、詈骂、驱赶白雪，甚至不时带回其他更年轻的女人来气白雪，这的确似乎“公允”。但是他有何权力在享受白雪的身体和侍奉的同时，还要如此羞辱白雪、刺激白雪的尊严？他有什么权力占有其他更年轻的女孩的身体？既然为白雪着想，为什么竟允许白雪走进家门？既然白雪的青春耽误不得，其他女孩的青春就不是青春？这不是虚伪又是什么？我曾经读过一部很走红的小说，其中的男主人公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纵然将爱慕自己的女性放在自己的膝头，手都伸进了人家女孩的私处，强烈的欲望燃烧使得女孩急不可待的提出做爱的要求，可男人却表示他不能做对不住女孩的事，不能与某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这是多么可笑的男人的逻辑，是多么可恶、肮脏、自欺欺人的强盗逻辑！他们以为没有真正进入女性的身体，就不算是对女性的亵渎，就不算是对女性的欺侮，他们不知道他的行为本身构成了对女性多么大的伤害！杨公允就是这样的伪君子，不幸的是我们的女主人公白雪还要死乞白赖的赖在他家里，最后还居然搭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虽然作者用十分节制的笔，用淡然的客观态度来刻画这个人物，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个人物的命名方式上看出作者的立场，更可以体会到作者为“白雪”们鸣冤叫屈。虽然白雪在愤怒时揭露过杨公允的丑恶嘴脸，但她到底还是沉迷于自设的魔障不能自拔。她砸碎红绫的骨灰坛，大骂杨公允是伪君子，但最终还是作了伪君子的牺牲品，这是何等可悲的悲剧！前面我们说过作者不是女权主义者，但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作者对女性仍然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意识。我认为这是相当可贵的笔墨。 无独有偶，“稻草人”中的男人也不无虚伪之处。他是一个性无能者，他面对自己的女人不无歉疚，他平静时劝女人离开也不全是假的。但是他分明有一种病态心理，既无法给予女人以身体的满足，却仍然有一种超强的占有欲，唯恐女人对别的男人动心，甚或有所想象。这应该说是更加龌龊卑鄙的心理，是最无人性的，却恰恰是大多数中国男人最隐秘的思想。自己纵不能也不能让别人染指，哪怕只是想一想都是对他的不忠，这是何等的自私。别看这个男人口口声声劝女人在他死后嫁人，而他真正担心的恰恰是这个。当女人在他的再三追问下赌气说你一死了我就嫁人时，他是何等的绝望和痛苦。他的抑郁其实正是来自于这种自私的欲望得不到实现，他的死也是对这种欲望不能实现的了断，他其实半点也没有为女人着想。这是一个最有人性深度的形象，我们在惊叹作者用笔之简的同时，更要惊叹作者对男性心理的深刻把握，感叹她对这种病态的揭露，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各种深层意蕴包含其间，既让读者看到作为个人的丑陋，更看到个人背后所隐藏的历史积垢，看到中国男性病态的自尊和自尊失去后的扭曲嘴脸。这种对男性世界的洞悉，自然也极大深化了她的女性世界，使其在两个世界的对照中彰显出可贵的思考深度。 比较而言，《离婚》中的徐强要算是好点的，因为他对姚玲的爱是真实的，他同婚外女人之间的关系也似乎情有可原。但就算如此，他也难辞其咎，说到底为什么男人可以在婚姻上出轨，而女人必须谨守本分？这其中的不平等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再一次证明着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地位。 向外折射女性的生存空间，向内探讨女性的精神世界，从生理走向心理，由现实过渡到理想，在两性世界的比照中强化自己的理性思考，而又将思考隐于叙事背后，这就是张慧兰这四篇小说留给我的深刻的印象。我们有理由对张慧兰的创作有所期待和关注。 （作者介绍：夏元明，黄冈师范学院教授）
|
![](data:image/svg+xml;charset=utf-8,<svg xmlns="http://www.w3.org/2000/svg" viewBox="0 0 12 20"><path d="M10,0l2,2l-8,8l8,8l-2,2L0,10L10,0z" fill="%23fff"/></svg>){kind=i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