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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八岁之前，一直生活在福建沿海的一座叫邵武的小县城里。　　我是地质部门职工的小孩，住的是单位的家属大院。　　在我们家属大院，一模一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我妈每天上班前就拿着饭盒去食堂蒸饭，然后走五分钟路去上班，中午下了班去食堂拿饭打菜，后来有了液化气才开始在家煮饭，晚上洗脸、泡脚、看电视剧。　　那时候，每天一到天黑我们家楼下的路灯底下，就会聚集一帮人打“八十分”，有人打几把就回家煮饭，马上有人顶替上来，不打的人也喜欢站在旁边看。　　对于在小县城长大的孩子来说，很少有人将来想留在这里，这里太小了，小到给不了任何有能力的人施展的机会。　　对于这个残酷的社会现象，我一度非常恐慌。　　因为当年，我是一个长得不好看、成绩很差也没有任何特长的小孩。　　更糟糕的是，我们大院里和我同届的小孩成绩普遍都很好，相较之下我的愚钝更为突出。那时候我妈常说的一句话是：“你要是有人家诗颖一半的成绩，我就开心死了。”　　诗颖就是那个所有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小孩。　　诗颖从小学开始就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成绩优秀，长得可爱、甜美，就连性格都温柔可人。　　我们读同一所小学，后来读同一所初中，她妈妈和我妈妈是特别好的朋友，她爸爸和我爸爸都被一起调派到上海工作。从小建立的友谊让我对她实在嫉妒不起来。　　小时候，闲来没事我就喜欢去她家玩儿，吃完饭乐颠颠地跑过去。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喜欢装两扇门——一扇镂空的铁门和一扇实心木门，为了方便，经常开着木门，所以我时常走到她家门口，听她和她妈妈在客厅边吃饭边聊天。　　她们会聊学校里的事情，例如老师今天又发脾气了、谁又考了第一之类的小八卦。让我吃惊的是，她还会讲哪个同学喜欢哪个同学，哪个同学和哪个同学好上了。　　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极为隐秘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与我爸妈讨论的。　　所以我喜欢偷听她们聊天，像是在看另一种生活状态。　　我从小就是那种心性很奇怪的小孩，或许是因为父母离婚的关系，我的心里像是有着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黑洞，我渴望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把这个黑洞填满。　　初中的时候诗颖在我的隔壁班，我们还经常约在一起玩儿，她特别喜欢看日本漫画，《天是红河岸》《不可思议的游戏》这些漫画全是她推荐给我的，她会把她买的漫画书偷偷塞在一个箱子里，藏在房间的隐秘位置。　　那时候，我开始喜欢骑车到学校附近的书店去看“免费”的杂志和书，一看就停不下来。　　好像就是在那时候，我找到了生活的乐趣——看书以及写小说。我开始尝试给杂志社投稿，只不过所有投出去的稿子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由于我成绩太差，中考后去了离家非常远的一所普通高中读书。　　失去了相同的学习环境，就失去了共同的话题，我和诗颖的关系渐渐没有以前那样好，一是见不到面，二是就算偶尔见到，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清楚地记得高二的某天，我在公交车上与她偶遇，许久不见面，我们彼此都很尴尬，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友情疏离的惆怅。　　我从高中开始积极参与学校所有的社团和活动，从广播站到文学社，但我一个社团也没考上，不过，因为报考社团我认识了我高中时期的一个好朋友——婷婷。　　我们相逢在学校广播站，她考上了我没考上，我站在榕树下郁郁寡欢，她买了两根雪糕，给我一根，那时候没有“和路雪”“八喜”这种高级的雪糕，只有我们县里自己生产的巧克力脆皮，便宜却亲切。　　吃完雪糕，我拉着她去操场上跑了两圈，累得大汗淋漓。躺在塑胶跑道上，我问她：“我是不是挺差劲的？”　　她笑着说：“偷偷告诉你吧，我初中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一中，是调剂来四中的。不过我也不遗憾，至少我很努力地又读了一年。”　　她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接受自己不优秀的事实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也特别勇敢。　　婷婷和我一个班，她是学画画的艺术生，我们整个班里百分之八十是艺术生，我属于剩下的那百分之二十。　　我乐于在那些学艺术的同学身上观察他们的生活状态。　　学艺术的学生有他们自己的腔调、难掩的小骄傲和独特的气质，他们不爱学习，但喜欢音乐，他们写歌词、画画、跳舞，敢和老师吵架，敢和年级主任对着干，他们是大家眼中的不良少年，可是我觉得他们活得挺潇洒的。　　我依旧上课认真听讲，但是依旧考得出奇的差。　　上了高中的数学后，我不得不承认世上有种东西叫天赋，你不具备的话，就算读死了也没用，老师上课讲几何，我回去想了半个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立方体的虚线是那样画的。　　我老老实实地认识到学习这条路不适合我，我没有那个智商，更没有那个天赋。　　好在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兴趣，唯一的兴趣就是写点小说。闲来没事我就写小说，用活页纸、用作业纸，写了很多稚嫩青涩的小故事。我依然坚持不懈地给杂志社投稿，尽管多数石沉大海，不知道投了多少次。终于，在我不抱期望的某一天，突然接到了某家杂志社打来的电话，通知我稿子被采用了。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在我看到自己的文字被印成铅字发表在杂志上的时候，才确定这是真的。　　我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只是拿着杂志跑回家给我妈汇报，我妈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笑得眼睛都弯起来了，她说：“你太棒了！”　　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听到我妈说我太棒了，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开心和满足。　　第一次发表文章之后，我陆陆续续发表了很多文章，不仅仅是杂志，还有报纸。我妈的同事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的小县城，发表文章还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读书好的人有好多，可是能发表文章的小孩却没几个。　　班主任也知道了我小说发表的事情，他找到我，让我承包了班级所有和文字有关的比赛，特别神奇的是我在很多比赛中频频拿第一，无法想象成绩差到倒数的我，竟然有机会在周一的晨会上，代表年级念我写的环保主题的稿子。　　念完之后我在学校里变成了名人，在我所在的普通高中，优秀的学生没有一中那么多，出了一个会写小说还能上杂志的学生是件稀罕事儿。　　文学社的老师特意找到我，邀请我进文学社做社长；广播站的站长也特意邀请我，去广播站负责稿件审核。或许是经历了很多的失败，我更加明白要真正做好一件事有多不容易，我谢绝了老师的邀请，继续开开心心地写我的小说。　　那时候，由于学校离家很远，我中午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婷婷家的老宅子里，那是一栋木制的两层小楼，很大也很破，还带一个种菜的小院子。中午我们吃完饭就坐在阳台上，她画画，我写东西，下面是窄窄的马路，马路两旁有很多的店家在卖东西，喧闹的声音混合在水彩的油墨里，闻起来都带着阳光的美好。　　她姐姐会把切好的水果端给我吃，我们在一起讨论未来要去哪里读书，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憧憬着所有的一切。　　那时候，我们没有想过我们会有告别的一天，好像高中的生活永远都不会过完，那些慵懒惬意的时光永远不会结束，我们会一直在一起，一直是少女。　　当然那都是我们少女时期对青春最天真的想象。　　高三那年，作为艺术生，婷婷为艺考去福州参加培训，我在老师的推荐下，参加了西安举办的一次作文比赛。初赛的人很多，没想到我入选了。　　决赛要在西安举办，还有为期一周的夏令营，拿到入选通知书后，我立刻跑到班主任的办公室，要请假去西安。班主任皱着眉头说：“你现在是高三啊！”　　我看着她说：“我一定要请假！”　　班主任看我态度坚决，便问我：“那你妈同意吗？”　　我说：“她同意。”　　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问过我妈同意不同意，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就是我一定要去，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去我一定会后悔。　　最后我如愿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车，第一次一个人坐了近三十个小时的火车，去一座陌生的城市。　　那趟旅程是我记忆里非常重要的一次旅程，我认识了来自全国各地喜欢写作的朋友，我们每天聚在一起。听他们讨论文学、讨论读书，讲得口沫横飞，我才知道我目前所看到的、所学到的知识，不过是别人的九牛一毛，他们的才学比我不知道强了多少。如果我在那座小县城算是一颗小小的星星，那么在他们面前，我只不过是一粒小小的沙砾。　　本来内心还有一点点骄傲的我，在那趟旅程后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　　从西安回来之后，我开始投入到紧张的高三生活，我依然写文章，可是心态完全不同了，变得更加谦逊和认真。　　高考后我上了一所大专，虽然在很多人眼中这个成绩实在太差了，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婷婷因一分之差没考上她心仪的大学，她不接受调剂，干脆直接参加工作，诗颖毫无悬念地考上了复旦大学。　　陪伴我走过青春的一些朋友，都要陆续离开这座我们生活了十八年的小县城，去往外面的城市，我们在学校的榕树下告别，喝得烂醉，倒在操场上看星空，聊我们高中三年的点点滴滴。　　后来我还是一直写小说，十几年过去了，我出版了十本书。对于文字，依然如同第一次发表文章一样充满喜悦和敬畏。　　后来我常常想起我们当初的誓言，想起我们在鸽子飞过的蓝天下说要永远在一起，可是一眨眼我们已经好久不见。　　可是那些鲜活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陪伴我走过挫折的青春和阴暗的童年，陪伴我守候梦想和坚持努力的岁月，却永远地镌刻在我的心上。　　它教会了我在未来的岁月，如何与喜欢闹别扭的自己握手言和。　　如果可以，请让青春永恒，让相遇过的我们永不说“再见”。　　张芸欣，青年作家，著有《月光漫过珍珠夏》《天亮之后，就会很美》《这世间所有纸短情长》《未见萤火虫》《云朵上的歌》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