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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一夜

  得知部队的老副营长、亲如兄弟的战友王洪庆病重的消息,我泪崩了。
  6月12日一早,我和永胜、洪栋三人捧着鲜花来到临沂市肿瘤医院。在去的路上我还在想,也许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一病就起不来了呢?我还琢磨了两个新笑话,老战友听了一定会捧腹大笑,说不定笑笑就好了,以往每次聚会我都会讲一个笑话和他调侃。
  刚走到病房的大厅,我听见好像有人在我身后叫我的名字,我停下脚步回头一看,原来是我的老领导纪凡龙,他和王副营长是同学。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我从他那双布满血丝、近乎红肿的眼睛里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我的心突然沉了一下,刚刚那份假设的心境一下子全没了。
  一个只有十平米左右的病房里挤满了老老少少十几个人,病床上躺着的人带着吸氧机还呼吸急促,脸色蜡黄,两个眼球就像两只即将熟透的杏子,要不是看着站在床边悲痛欲绝的嫂子,我是绝对认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亲爱的战友,亲爱的兄长吗?就在我努力辨认并找到了他一点模样的同时,我心酸的闸门也被迅速打开,汹涌的酸楚瞬间波浪滔天,我已无力控制、无法让它停止下来,任其肆无忌惮地冲破我双眸的堤坝。
  我站在病床的左边,双手攥着他的左手,我不敢太用力,生怕攥疼了他。他的手臂消瘦而柔软,还有一丝丝凉意。他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也许他能感应的到,但已经手无缚鸡之力了。
  在德国留学还没有毕业的女儿双手抱着他的右手,双眼已经哭得像一对铃铛。女儿不停地亲吻着他消瘦的手臂,还不时地用棉棒蘸一点水,去湿润一下他干瘪的双唇。他似乎很想喝一点,但又用艰难的摇头、闭嘴和手臂动一动的动作,表示反抗。
  知父莫如女啊,女儿用哀求的声音贴在他的耳边:好了爸爸,不喝了,不喝了。女儿的泪水漫过鼻尖,滴到他无力的手背上。
  女儿也想让他多喝一口水,但此时,一滴水,已是一份奢望,也是一份疼痛。多喝一滴,就会增加一份疼痛,他的机体功能已经不能承担一滴水的分量了。
  嫂子靠近床前,对王副营长说:“你的战友来看你了”。
  他近乎凝滞的眼睛似乎动了一下。
  “我是怀勇”,我强迫自己,让自己的声音尽量地平静一点。
  “他脑子很清醒,不糊涂。”嫂子哽咽地说。
  “这是李永胜,甄洪栋。”我用手指了指身边的两个战友。
  他的头微微地动了一下,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他认得。
  我的泪水禁不住地再一次涌出来。面对生命垂危的兄长,我竟然束手无策。我为生命的脆弱而惋惜,也为自己的无能而悲哀!
  一位看上去有80岁左右的农村老人,站在床边,无助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病床,两只手不停地搓来搓去,一言不发。我猜想,那应该是王洪庆的父亲。我不知道此时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老人。这时,纪凡龙把老人搀扶到病房门外的椅子上坐下。
  来看他的人很多,我们几个战友就站到了门外。纪凡龙给我们讲了王副营长的得病经过。
  去年12月下旬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大家发现平时一向很活跃的王洪庆有些精神萎靡,问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他说胃不是很舒服,正吃着药的。大家建议他倒医院检查一下,他说没事,当年上崂山前线都不怕,一点小毛病吃点药就好了。
  大约过了两周,同学们又一次聚会,这时发现他的身体明显地消瘦了很多,大家感到不对劲了。在同学们和爱人的劝说下,他到临沂市医院做了检查,发现胃部有肿瘤,后来又到山东省立医院和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做了复查,确诊为胃癌晚期,并且已经扩散到肝部和肺部。医生和家人也曾建议他做手术,可他觉得已经没有做的必要了,就在市肿瘤医院住下了,状况一天比一天坏,直到今天。
  今天早晨的时候,王洪庆用垂危的声音告诉身边的家人:今天再干一天,明天不干了。太累了!但他坚持要见院领导最后一面。还用手势告诉女儿,等他领导来的时候,要把身上所有的管子和输液的针拔掉,他要保持健康的面貌和领导见面,女儿和家人都答应了他。
  下午的时候,我问战友徐淑余,去看老战友了没有?他说已经约好几个战友,这周日上午十点一起去看。我说最好早一点去,周日时间有点紧张,还是明天一早去吧。
  晚上,我和姜伟、洪栋、晓燕等几个朋友在沂河岸边的一家餐厅小聚,正巧在席间碰见了21年没见面、刚刚转业到地方的贾昌东战友,我沉重的心情稍有些放松,我们不停地回忆着部队生活与训练的时光片段。
  八点多的时候,姜伟突然接到王副营长家属的电话,说傍晚的时候,老王走了,他们已经在去殡仪馆的路上了。
  该来的终于来了。一顿紧紧张张的晚餐,还是被这个不幸的消息击打得七零八落。大家唯有举杯相送!
  我悲伤的同时,庆幸自己早来了一步,见了老战友最后一面。
  从餐厅里出来,眼前是沂河岸边最美的风景区——凤凰广场。夜晚的沂河在灯光的照射下异彩纷呈,景象如画,婉约一位含羞的出浴少女在夜幕下弹琴低吟。可我无心欣赏视野内的美景,舌尖品到的除了啤酒的余香,还有一丝瑟瑟的咸味。
  我想起了五年前的那次八一聚会,就在离我脚下不足百米的露天烧烤城,王副营长组织了在临沂的三十多个战友,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那次聚会,我专程从北京赶来。那年的秋天,他女儿要远去德国留学。战友们提前为他们一家送去了最美好的祝福。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而今天……
  我用手背擦了擦朦胧的双眼,拿出手机,打开通信营的微信群。
  微信真是一个好东西,不管你远在天涯海角,还是近在同一个城市,可以随时在同一个空间里发言与聆听,就像在一间教室里学习一样。就在昨天,我们通信营的微信群里,还有人在找王副营长,说他的电话打不通,问谁能联系上他。可此时此刻,我不得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群里正兴高采烈的战友们了。我的语音悲伤而颤抖,这是我第一次用语音在群里说话。
  我又用语音告诉徐淑余,不用去医院了,来不及了。
  战友们一个又一个的疑问让我目不暇接,字幕闪得太快了。我第二次向群里又重复了一遍,并单独回复了通信连的董素梅排长,她和王副营长是一个连的。那时,他是连长,她是女兵排长。
  这时大家才相信。有个战友在群里喊话:停止一切活动,为王副营长默哀三分钟。刚刚还沸腾的战友群立即静了下来。而后,“王副营长一路走好”、“为老连长默哀”等字样的信息不停地在屏幕上翻滚。
  守灵在我们老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是在农村,要在逝者家的主屋里设上灵堂,中间放上棺材,棺材里面躺着逝者,家里的同辈和晚辈至亲要在灵堂里守一整夜不睡觉,第二天就安葬了。当然,如果是在冬天这样可以,要是夏天,这个程序也可以简化,遗体火化后再放进棺材,但守灵的程序是不能省的。
  我和战友姜伟、赵文举被选为战友代表,为老战友守灵,其余都是王副营长的家人。
  灵堂设在兰山区检察院家属院的家里。家门口的两侧摆放着黄白两种颜色的菊花做成的花圈。客厅靠东墙放了一张长方形的饭桌,正中靠墙摆着王副营长的遗像,这是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检察院工作的正装工作照,英俊而魏然。但此时的黑白色,让人感到庄然又悲壮。桌子上摆满了供品,香罐里堆满了香灰,一炷香正轻轻悠悠地飘荡着,似乎是在带领着逝者的灵魂奔向天堂之路。香罐的两边燃烧着两只白色的蜡烛。灵位的下方放着一个快盛满纸灰的铁盆,盆的两边放着两摞烧纸。叩拜正中的地方铺一张毯子,两侧还有两块小搌布,是家人陪叩拜者行礼跪拜的地方。
  叩拜、送纸钱、上香之后,我们要陪亲爱的战友、亲爱的兄长最后一夜。
  下半夜的时候,他的家人看来是真累了,东倒西歪地躺在床上和沙发上。唯有满头银发的78岁的老母亲还碾转反侧地睡不下。她刚躺一会又坐起来,坐一会又躺下,嘴里还轻轻地在念叨着什么。我们不忍心老人家这样,就劝了几次,让她节哀,让她休息,可她始终没有睡着。
  白发人送黑发人,世间还有比此情此景更让人心碎的吗?!
  我们三个战友坐在一张沙发上,轮流着上香。
  我呆呆地盯着老战友的遗像,仿佛是在梦中。他的音容笑貌不停地在我的眼前闪烁……
  1999年的国庆节,我带着女友回老部队探望。当时宣传科的翁干事和已是通信营副营长的王洪庆给我们接风,在警卫连隔壁的一家餐馆。爬虾、螃蟹、扇贝等一大桌的海鲜都是活的,火锅的水还没有烧开,我们三个男士每人三杯“烟台姑娘”已经下肚了,七两半的高度白酒在我空空荡荡的胃里兴风作浪起来,我激动的一步三晃地和老战友碰杯。女友见我没吃就醉了,感到有失颜面,一气之下,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在我的脸上来了一个响亮的动作,弄得我很尴尬,但我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好玩。她又没当过兵,怎么会知道战友之间的那种特殊的情感!多年以后,我和女友也分手了。王洪庆还多次开玩笑地说,那个女孩脾气太大了,老欺负你,不适合你。
  2000年冬天,王洪庆转业到了临沂,我和永胜等几个战友为他接风。当时我在原136师的健康制药厂当办公室主任,厂长是纪凡龙。为了增加接风的分量,我就把纪厂长请出来给我们压阵。到了酒桌还没介绍,他俩先聊了起来,原来他们是高中同学,还是一级的。从此以后,他们的联系越来越多,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哥们。后来我到北京闯荡,每当我再来临沂时,见到纪凡龙,他必须把王洪庆叫上;见到王洪庆,他一定喊上纪凡龙。这次王洪庆病重期间,也是纪凡龙跑前跑后的最多。
  我一边想着过去的事情,一边和两位战友轻声地聊着,主题都是和王洪庆有关的。夜很静,燃烧的蜡烛时而的滋滋声不断地在提醒着我们,不要忘了给老战友续香。一炷香要灭了,另一炷又点燃了。来来回回十几炷香都化为了灰烬,剩下的一支像个战士一样笔直地立在那儿,在为老战友站好最后一班岗。
  夏天的夜很短,四点半的时候,窗外已经很明亮了。该是和老战友作最后告别的时候了。
  最后一个叩拜,再送一张纸钱,再燃一炷香,亲爱的战友,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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