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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醒来是早晨

  一  49岁是个门槛。  我望着医院活检单上的两行字,深信那是医生的误诊。午间,我邀了朋友在一个小餐馆里共进午餐。朋友盯着那张白纸黑字的活检单,怔怔地愣了半天,不知说什么好。我说:“你别担心,明天去西安的大医院查吧,不会有什么事的。”在省城一家权威医院里,做CT,做B超,做磁共振,做各种类型的血检、尿检,做比CT更精细的“派特”检查。一万余元的检查费花过之后,权威医院里的医生们在疑疑惑惑的踌躇中确定了最后的诊断。  二  我没有感到恐惧,也没有沉浸在悲苦的情绪里不能自拔。  依医生的安排,在朋友和同事的精心照料下,住进了省城那家权威医院。先是仪器治疗,历时26天。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妻子,我怕胆小心慈的妻子经不住这样的惊吓。后来,我想,总归要让妻子知道的,身边也需要一个照料的人,只是不能告知她详情,“犹抱琵琶半遮面”吧,让她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几次治疗之后,我约略地知道,这种放射性治疗,其实就是用一种类似核物质的射线,去杀灭猖獗在体内的病灶。治疗过程很轻松,又因为无明显的病症,虽然身在病房,我仍然没有把自己当作病人,还常常去安慰四川那位烦躁不安的病友。妻子来了。她埋怨我早不告诉住院的消息,反复问我到底是什么病,我把那张诊断检查单藏在了包里,只说咽喉发炎已久,医生叮嘱要住院治疗。所住的病房也在中医科,增加了她信任的砝码。她在半信半疑中陪我度过了数日。  一天晚上,夜已很深了,窗外的月光冷冷地洒在病房的一角。我从睡梦中醒来,妻子坐在床头,眼泪从脸颊滴落在她的衣襟上,她拿着那张诊断检查单,独自抽泣着。她已知道了真相,病情是无法再隐瞒了。我坐起来,拉着她的手缓缓地劝慰:“人吃五谷生百病,况且这病的治愈率在70%以上,我现在不是跟好人一样么,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一夜,我没了睡意,盯着病房的天花板,思绪难以平静。老天再给我两年时间吧,那时儿子就业了,女儿也上大学了,留在尘世的缺憾也就少了。只是以后的日子,苦了妻子,一个家就要支离破碎了……  三  治疗的前期,我不知道每一次那个仪器的扫射,就是一次对生命的摧残。十余天之后,我的口腔全部溃烂,舌苔变黑,牙齿变黄,咽喉干燥,连喝水都困难了。医生一边对症治疗外伤,一边继续着对病灶的强力扫除。就像大人教训孩子,打肿你的屁股,为的是让你不要变坏。我有时想,人类面对生命遭遇的“黑客”攻击,采用的一些治疗方法,到底是注入生命的活力,还是在一片带有黑斑的叶子里撒上剧毒农药,“黑斑”消失的同时叶子也已经枯萎了。  活检时留下的伤口也因为不及时消炎而红肿化脓,白棉纱依然贴在脖颈上,连续几天疼得我坐卧不安。三次去找医生,都说随后处理,却依然无动于衷,直到我的伤口自破,稠浓奔涌而出,那位蹩脚的临聘医生,才拿起一团卫生纸为我擦去脓水。我惊异于这位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缺乏起码的医疗常识,感染的伤口岂能用不洁净的卫生纸去擦拭?是医术的低劣无知,还是良知的丧失殆尽?我只好求助于另一位主管医生为我处理包扎了伤口。那位年轻的蹩脚医生每天为我做的就是打吊针,抗菌消炎,这样的治疗一直持续了二十余天,仅抗菌用药就花去了上万余元。这期间,主管医生告诉他不能再用抗菌消炎的药物了,他仍然置若罔闻。后来我才得知,在这个中医科,我的病除了仪器的扫射,无需别的治疗,他借着伤口消炎的理由,给我注射大量的抗生素,只是为了提取开药的更多奖金。自此以后,我常想,那些所谓的“白衣天使”,面对濒临枯萎的生命之躯和渴望生命延续的无奈目光,为何是那样的冷若冰霜?  四  仪器的治疗终于结束。医生告诉我休息一月之后,再开始另一种新的治疗,预案为六次。这种治疗更具破坏性,我理解是以毒攻毒。把杀灭病灶的毒素注射进人的血管,就像在战场上用机枪扫射对面来的一群人,已经顾不了是敌是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人啊。于是,这种治疗,在“除恶打黑”的同时,也残害着无辜。医疗的无奈,有时就像一个人在深山野林里遭遇毒蛇的攻击而陷于绝望。白细胞像秋末的黄叶从树枝上一片一片掉落,生命的树冠早已失却了绿叶的活力。免疫力急剧下降,我浑身感到困乏无力。那个白雪覆盖大地的隆冬,我躺在病床上,就像被赶进了地狱,感到生命微弱得如荒野里的一撮冬草,随时都会被践踏得东倒西歪。吊针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滴到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两点,恶心呕吐一阵阵袭来,穿白大褂的医生或者护士在病床前晃来晃去,声音是刺耳的,视觉、味觉和感官不想再去触及任何一个对象,蜷曲在床上的只是一具眼珠尚能转动、呼吸尚未窒息的躯壳。妻子在医院附近租房为我做饭、送饭,使尽浑身解数,花样千变万化,我却没有了吃香喝辣的胃口,饭菜一次次被倒掉,妻子一次次泪流满面,头发一绺一绺往下掉。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如同墙头上一杆枯萎的蒿草,随时都会随风而去。  病房里每隔几天就会有一位病友悄然离世。深夜,清晨,或是午后,嘤嘤的哭泣声传来的时候,我知道又有一位难友向阎王爷报到了。隔壁病房那位29岁的小伙子,病情已是晚期,疼痛折磨得他整日呻吟不断,头上也鼓起了几个包。坚强的妻子不间断地为他捶肩揉背,似乎要把人世间所有的温柔都揉进丈夫奄奄一息的血脉,只是在丈夫情绪平稳的间隙里,一个人躲在阳台偷偷地啜泣,释放那积郁心中的一腔酸楚和满腹绝望。住在29号的那位中年女人,已是第六次来医院治疗,她告诉我这次治疗结束后,她不再光顾医院,任由苍天摆布,生死听命了。她的丈夫也许已被人生的苦难沧桑所麻木,他的前妻也是在病魔的蹂躏中抱恨黄泉,这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前灾过后,他们平静地生活了8年,如今这第二个妻子又是病入膏肓,他认命了。  五  第三次治疗是冬寒褪去,春暖花开的时节。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得到一位主治医生的精心照顾,医生亲切的微笑、轻柔的话语和充满信心的鼓励,使我豁然冰释。有一天,我鼓着勇气向医生说出了我的请求:治疗到此为止,我想回家静养。医生似乎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畅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嘿嘿地笑了,心绪就像满地的绿树嫩芽格外鲜亮。  亲人、同学、朋友、同事,相继得知消息,鲜花在病房摆了一长行,电话里一次次传来亲切的问候、殷殷的叮嘱、真诚的祝福。病房里荡漾着春天的温馨。一位挚友在电话里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似乎是生离死别。双目昏花的姑姑哭着要二弟带着她来医院看我,任谁劝慰都泣不成声。叔父和弟弟更是隔几天打一次电话。村子里有了各种传言,善良的乡亲对我的病情作出种种猜测,远在外地的岳父岳母问我到底是什么状况,千里之外的儿子从同学的片言只语中听到消息后,也请假匆匆赶回……  六  在生命遭遇死神威胁的大半年里,那个像幽灵一样可怕的字眼,让所有熟悉我、关心我、疼爱我的人都惴惴不安,即使我结束治疗回到家中的一段日子,仍然有人打听我是否还活着。时至今日,那段日子设置的手机铃声,依然会勾起我清晰的记忆,让我回到那漫天大雪的冬夜,那阴风怒号的的黄昏……是误诊?是命中注定躲不过的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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