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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走出非洲》里，有一句旁白：“我曾在非洲有一个农场……” 如果有一天，我终于可以回忆了，我的开场白也许是：“我曾经有一个广播站……” 广播站在文科楼的一楼，那幢楼，是苏联专家留下的俄式老房子，有宽大的旋梯、木头雕花的扶手、狭长的木框窗户，地是水泥的，抹得异常光滑，做成青砖的样子，房顶很高，有三米还是四米？也许是十八岁的我还太矮小了。 楼前楼后，都是花园，丁香生长了有五十年以上，或许已经成了精怪，开花的时候，整个院子都像是被雪盖了，晚上被月光一照，白茫茫的花朵下面，是黑黑密密的枝柯，总有点妖异。还有大簇的迎春、小黄菊、碧桃，一季接一季地开着橙黄猩红的花，松柏的枝条遮天蔽日，一直伸到楼顶上去，几千几万只鸟停在那里，忙着发出自己的声音。 广播站就在那里，但广播站不是我的，我只是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那里的播音员，1994年的春天，我甚至离开了宿舍，住进了广播站。每天早上六点三十分，我打开广播，放出第八套广播体操，中午十二点，转播虹云主持的《午间半小时》，下午四点，开始准备播音，五点，播音开始，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曲《日出》之后，我们用半个小时播报学校的新闻、念同学的散文和诗歌，念《中国青年报》上的新闻，最后用半个小时来播放音乐。 话筒最开始是冰冷的，在话筒前说话，让它从架设在建筑物上的音箱和高音喇叭里传送出去，是恐怖的，电线也是如此复杂，设备如此庞大，指尖触一下，或许就有触电的危险，但渐渐它们温暖起来，在夜半时候醒来，和闪着寒光的机器对峙，也不是那么恐惧了。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从《梅娘曲》、朱逢博到《小芳》，到詹姆斯·拉斯特和喜多郎，还有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歌，对于18岁的孩子，那太多了，怎么听都不够。我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自由，为这自由感到兴奋，甚至有滥用这自由的嫌疑。我渐渐在广播操前，加上一两首我喜欢的歌，早上，是《黎明不要来》，如果是下雨天，《午间半小时》前，会被我加上一首和雨有关的歌。我不只念同学的散文和诗了，我还念《中国青年报》上的《冰点》，念我所喜欢的李方的时评，念海子，念米斯特拉尔，念《尤利西斯》末尾的“我是山花”、《死者》里“整个爱尔兰都在落雪”那样的段落，还有尤瑟纳尔的《王佛保命之道》和《一弹解千愁》，我用了半个月才念完。时至今日，我还为我的过分“强烈”感到不好意思，我像一个不合时宜的贞子，带着强烈的爱与恨，从电线、电波，还有现在的报纸、网络，一切可能的地方，随时准备爬出来。 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孟庭苇、郑智化、王杰、台湾民歌、《金马奖电影歌曲》、同学送来的《音乐天堂》，都在，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带着从高空的音箱里播放出来时那种模糊和回响，以至于直到今天，听到一段好的音乐，我头脑里，都会为它加上那种效果。 而记忆里的季节也发生了偏差，好像一直是夏天，我们在文科楼的窗台上坐着，荡着双腿，在楼顶上聊天，直到星星一下涌出来，我们在黄昏的野外漫步，芒草被落日镀上一层金光，星期天的下午，我们骑着自行车，去万里厂或者兰飞厂，大厂的星期天下午，道路宽敞，白杨树笔直，有种金灿灿的慵懒。 1996年，我离开学校，签合同的那天下午，走进校门，接替我的师弟，在广播里为我播放一首歌，《God Bless America 》。 离开那里，11年了，上天有没有佑护到我，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有回忆，它应当这样开头：“我曾经有一个广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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