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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已是三十年。　　茶泡上了，再燃上一支烟，窗外有树……穿过时光的尘埃，我看见了家乡的小城。　　就有小小脚丫贴在小城的木桥上，一板一板走，踩出一片岁月的吱咛声……　　竹竿小院　　在童年的记忆里，城很小，被一条窄窄的护城河绕着，有不多的几条街。用童年的脚丫去丈量，歪歪地就到了桥头。　　城里就这一座木桥。桥很老，桥板翘了，一块一块凸着，有经年的灰尘和着人的唾液粘在木桥的缝隙里，人走上去摇摇的，不小心会跌跤。桥栏上有岁月摩挲出的光滑，带肉味的光滑。荷花开的时候，有粉粉白白点在水面上，荷叶上摇着银色水珠儿，衬得桥瘦。曾记得木桥也新过几天，那是一年国庆的时候，木桥被漆成了蓝色，鲜了几日，白日里娃儿在桥上蹦，夜晚有年轻人来这里谈恋爱，看映在水里的月亮。而后又有了很多唾沫、废糖纸、尘土……旧下来了。　　走过木桥，顺河沿会看到一个旧竹竿围成的小院，院很小，很静，有两间草屋，门常关着，像不曾住人，院子里的地却扫得很光，很洁净。夏日里，透过竹竿望去，院子里仿佛有一股神秘的气味。仿佛藏着什么。偶尔，孩子们会看到晾晒在院子里的几件衣服。衣服是旧的，也仿佛刚刚挂出来，有水珠儿往下滴，地上润着一片新湿，独不见人。　　顺河街的女人和孩子一样好奇。舌头探出很久，才有了一句话。女人指着静静的竹竿小院，神秘地说：“那里住着一个官太太。”　　怎样的官太太呢？官人又是谁？很茫然。小城很能藏人哪。　　小院的时光太暧昧，叫人不由得猜想。然而却没有人见过这位“官太太”。秋阳把天空洗得明亮，而后是树叶落的一大片日子。白日里，有人看见竹竿小院里落了一地树叶。到了第二天，小院就又是光光净净的。在荷叶凋零、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有人看见了湿湿的脚印，小院里有湿湿的一行脚印。那新湿的脚印轻浅地印在地上，仿佛走也很轻。第二天，风和日丽，那脚印又被扫去了。仍然是一段沉默。　　忽一日，不知哪家娃儿把屎拉在了竹竿小院门口。这在小城已是非常过分了，会有人出来骂街的。小城的女人是能忍的，但忍也忍不过骑在脖子上拉屎。于是，人们都期望着这位“官太太”能走出来，站在门前骂街，好看一看她。然而，人们又一次失望了。没有，她没有出来。一切都很平静。三天后，人们只看到了一片小铲的印痕，有人用小铲把屎铲去了，铲痕很浅。　　竟然不出来。这不是很欺负人吗？顺河街的女人们这样想。于是就像疯了一样去打听这位“官太太”的丝丝缕缕。终于有了一点点消息，有人在桥上见过她，见她独自一人在桥上走，也就看见了一个背影，高高条条的一个影儿。说是很素净的一个人，脖颈很白。就这些了，就这些。　　后来又有了突破性进展，搬运工人老罗锅的女儿在察院（察院是古老的名称，城里人嘴顺，都叫察院，那时是专员公署）门口见到过“官太太”。老罗锅的女儿撇着嘴说，也不过是一个织毛衣的。她说她去一个同学那里玩，亲眼看见“官太太”把一件织好的毛衣递给了一位老太太。人们听了，跟着嘁嘁喳喳说一阵，却也半信半疑。　　童年里，搬运工老罗锅的女儿原是丑丑的一个小黑妞儿。时常出现在她父亲那拉搬运的架子车前，吃力地拽着一根长长的襻绳，在小城那坎坷不平的路面上洒一路墨点样的汗水……在老罗锅的日甚一日的骂声中，长着长着就出亮了，人也白了许多，鲜得辣，成了顺河街最漂亮的姑娘。那时，她正与一个年轻的军官谈着恋爱，总是很高傲的样子。也正在学织毛衣，好把爱织进去。而那日从察院回来，突然就把织了一半的毛衣拆了……　　日后，老罗锅的女儿就时常盯着那小院，远远地看那小院，目光像锥子一样，很有些意思。小院里仍无动静，仿佛烟化了似的……　　那一年，夏天非常热，河里的水也少了许多。初时有炫目的大字报贴在街上，渐渐有戴红袖标的年轻人神神气气地在街面上走动。忽一日，就有一群戴红袖标的年轻人在老罗锅女儿的带领下，乱嚷嚷地闯进了竹竿小院。这时，人们才看到了那个女人。女人是被拽出来的，就在院子里坐着。戴红袖标的年轻人乱哄哄地在她屋里搜，东西一件件抬出来……人们看到了许多原本不属于小城的衣服，衣服上弥散着一股陈旧的气味。女人就坐在那里，仿佛坐着一段往事。她一声不吭，脸上异常地平静。很白的一个女人哪！头上绾着髻，那坐姿很让人气短。戴红袖标的年轻人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望着那女人的时候，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才好。后来，老罗锅的女儿不知怎地就恨上来，抓起一把剪刀冲到女人跟前，“咔嚓、咔嚓”就把她的头发剪了。那头发很黑很长，一缕缕散落在地上……女人仍正身坐着，听任罗锅家女儿剪她的头。头也似凝着往日的时光，落地时仿佛有活鲜的飘动。女人终也无话，只有剪刀咔咔地在头上响。谁知，女人头秃了之后反而显得年轻了，细条条地白净。于是，罗锅的女儿狠狠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带着人去了。　　而后有许多日子，这女人像是消失了。竹竿小院的门时常锁着，院子里落了一层树叶……据说，曾有人见过她，那是在天黑透之后，或是黎明之前，有一个包黑头巾的女人匆匆从木桥上走过，看到的仍是高高条条的一个影儿……　　时光荏苒，当我重又回到小城的时候，顺河望去，看到的是一座一座的高楼，竹竿小院已经不在了。问起昔日的邻人，多有摇头的。一位从小捏过我的小鸡鸡儿的老人说，你说的怕是“大肚家的”吧？是不是当年蹬三轮车的大肚家的老婆？也是后走（改嫁）的。她在电影院门口卖茶鸡蛋哪……当然不是。远远看了，一个又黑又丑的老婆婆，哑着喉咙高声叫卖。自然不会是。怎么会呢？　　问起罗锅家的女儿，邻人说，现今人家可阔了。男人本是当军官的，转业回来分配到了地委，早搬走了。头些时还领着她女儿回来，她这闺女可了不得，长得高高条条白白净净，比她娘还漂亮，先是在北京上大学，这会儿听说又嫁了个大官……　　夜晚，我独自一人走在顺河街的水泥路上，望着静静的流水。河面上很空，没有木桥，也没有荷花。　　专 员　　专员姓王，胖胖的，细眯眼，人称王马虎。　　早年，专员原是玩猴的。肩上架一小猴，常在桥头耍，也到四县走走，铜锣一响，猴儿翻一跟头，换俩小钱儿。解放了，竟是在做地下工作。于是就当了专员，副的。　　专员喜欢在街上吃饭。常一人，坐小摊，两个咸鸡蛋，一碟花生豆，二两好酒，花两毛五分钱，小荤，就又去了。街面上多有认识他的，熟的。打一哈哈，没架子。　　王马虎的诨号是从一车皮粮食说起的。三年自然灾害时，上头打电话，令他把一车皮粮食调往宝鸡，专员亲自接了电话，说：“嗯，嗯，宝丰，知道了。”于是粮食就调到了宝丰。也不是什么好粮食，红薯干。粮食一调去，宝丰县的老老少少就分了。过后知道错了，也已到了肚里。专员挨了处分，工资降一级，也落下了“马虎”的诨号。　　专署机关的干部们都知道专员马虎。专员说话不看人，眼眯细细的，给他汇报工作，半晌才“嗯”一声，很急人。出门也不讲身份，见人就打哈哈。连打字员都认为他极不称职，一直“副”着。　　“文化大革命”时，当官的都倒了，他也倒了。人马虎，又是副职，斗了几趟，也就罢了。于是下放劳动，问他去哪里，说：“宝丰。”就回了宝丰。乡村里是论辈分的，他辈长，回来就是爷了。孙辈的当着支书，也没分派他干什么，就说：“爷，你卖茶吧。”就派人搭一凉棚，让他在路口上卖茶。于是就坐在茶摊上。夏日戴一破草帽，大裤衩，一把破扇，眼皮塌蒙着。没人看出这就是专员。来人喝茶，倒上一碗，给钱也罢，不给也罢，不看。红日西坠，自有孙辈娃儿来喊他吃饭。饭是派饭，一个村子轮着吃，没人怠慢过。外乡人从这里路过，见一光脊梁大肚老汉，打趣他说：“爷们，肚儿不小啊！”他眯眼一笑，拍拍肚皮，说：“官肚儿，一肚子糠菜屎。”惹得路人都笑……　　一日，忽然来了辆卧车，说是来接他的。他又当上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要他立马上任。就从茶摊上站起，默默望着来报信儿的孙辈支书，说：“去了。”就去了。　　突然拉到了地委大礼堂。一下车，见一会场人黑乎乎坐着。和一些生熟面孔贴贴手，就让他上台讲话。讲话稿自然有人写，就念。摸摸没带眼镜，也罢。就高声念道：“颍河地区革命委员会……稿纸！”一语未了，赢来满场大笑……会一散，满城人都说：“王马虎回来了。”　　官复原位，就又有了秘书。这新来的秘书姓刘，原是宣传部门的笔杆子，很能写，就一路写上来。刘秘书报到时，恭恭敬敬站在老专员面前，给他汇报工作。专员依旧眼塌蒙着，似听非听，头一栽一栽的，像是睡去了……刘秘书不敢走，就悄声问：“主任还有什么要求？主任？”仍无话。刘秘书怀疑专员确实睡着了，正要悄悄离去，却见专员睁开眼来，一亮，说：“有。”刘秘书慌忙拿笔来记，专员说：“不用记。一条。我下台的时候，你揭我要实事求是。”刘秘书愣了，脑袋里“嗡”一声，好半天醒不过神来……再看专员，眼又闭上了，缓缓说：“就这一条。”　　自此，刘秘书就跟着专员，一日日地开会……跟得久了，公事、私事也知道不少。专员常到木桥上走走，不让车送，就一人去，且多是晚上。刘秘书有急事找他，一找就找到木桥上，见他在木桥上站着，定定望着什么……自然不问。有时，专员也让他给人送点什么，不让送家，送到另一个地方，很神秘……自然不说。只吓得吐舌头。　　二年，专员又被打倒。刘秘书才晓得专员那双细眯眼极亮。那日，专员唤刘秘书过来，让他坐下，亲自给他倒了杯水，而后坐下来望着他，久久，专员摆摆手说：“小刘，去吧，没你的事了。”　　刘秘书没走，刘秘书站起来，说：“专员，我……”　　专员又摆摆手：“你不必说了……”　　二日，就有人把刘秘书叫去，让他在三日后的万人大会上揭。事关前程，刘秘书也害怕，也想揭。但想想老头说过的话，就忍着没有揭。知道有人要揪斗专员，牙一咬，连夜找车把他送到了宝丰。于是刘秘书被停职反省，去乡下劳动改造。走时，刘秘书哭成泪人，实觉得屈。　　转年，专员再次复出。刘秘书暗暗吸了口气，心说：值。　　不几年，专员离休，在干休所住着。闲时养养花，钓钓鱼，也到乡下走走，他说，蛮好。刘秘书时来运转，一直升上去，也做了专员，副的。上任时也对秘书说：“我下台时，你揭我要实事求是。”秘书笑笑，私下对人说：“圣人蛋！”　　然而，刘专员官运不济，很认真地做，做着做着却做到政协去了……于是很有些牢骚。百思不得其解，终日找老专员诉说委屈……　　老专员听了，笑笑。也不为刘专员排解。人一走，就摇着蒲扇上街去了。穿汗衣，大裤衩，到街头上看人下棋。　　人面橘　　那时，老徐年轻，在市文教局干事，很体面。老徐的女人在工厂上班。富态。老徐嫌女人胖，很想跟女人离婚，女人就是不离。于是老徐经常打女人，还罚女人下跪。女人很怕老徐，跪就跪，就是不离。有时，已到了下半夜了，邻居们夜起，看见老徐屋里灯亮着，探头一看，老徐女人还在灯下跪着。邻人就喊：“老徐，老徐，算了……”老徐醒了，从床上坐起，揉揉眼，没好气地说：“起来吧。”女人这才起来，洗洗，重给老徐睡。　　老徐自然有些事。那时，整个文教局才三五个人，一二局长，三干事，统管文化、教育、卫生，权力很大。老徐分管文化，文化管着电影院、剧院、剧团、图书馆……所以，剧团的女演员们很热乎老徐，见了老徐嗲嗲的，加上有色有貌，老徐很吃香。不过，老徐谨慎，并不曾干出舆论来。由于谨慎，就带来很多的压抑。老徐的脸一回家就苦着，对女人打得越仔细。有一次，老徐抓住女人的头往水缸上撞，一连撞了十几下，女人竟一滴血都没流。越打，女人越坚韧;越打，女人越适应;越打，女人侍候得越周到，端茶递水、洗衣做饭，接着就有孩子生出来了……这就像做活一样，做着做着就没了兴致。老徐很无奈。渐渐，老徐也断了念想，只是隔三岔五地偷偷嘴罢了。　　在文教局，老徐要做的事并不多，也就是开开会，传达传达上头的精神什么的。余下的一大片日子，喝喝茶，看看报，打打瞌睡。很无趣。当然也有些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分戏票、电影票。每逢过节的时候，好票由文教局统管，也就是由老徐统管。这时，老徐就显得非常滋润。在大街上，每走上三五步，就有人亲热地跟老徐打招呼。市直机关的干部见了老徐就像见了爷一样，亲切得让老徐感动。老徐的中山服的六个兜，外边四个、里边两个，票也分了六种，一个兜里装一种。一等一的好票是给市委领导的，那要送到家里。一等二的好票是给直属领导的，分场合送。余下的就看关系了……于是每到这个时候，老徐非常忙碌，男男女女都围着老徐转。老徐很有面子。人一有面子就有了些身份，老徐走路的时候，中山服就架起来了，有点撑。　　有了给领导送票的机会，也有了想当局长的念头。老徐已是老干事了，这念头一起就非常强烈。在这方面，女人跟他空前一致。每逢过节，夫妻双双一起到领导家，不但送票，也送礼品。这时，女人打扮出来，也算有几分颜色，手儿肉肉的，甜着对领导笑。领导轻轻拍着老徐女人的肉手，眼望着老徐，说些很含蓄的话：“好好工作吧。啊……”回到家，两人会温存一小会儿。对女人，老徐打还是要打的，不过，不常打。　　日子很碎。而耐心就像水一样，流着流着就枯竭了。这中间似有很多机会，文化、教育分家一次;局长调走一次;一次又一次……老徐每一次很有希望，可每一次当希望来临的时候，却又黄了。老徐很生气，一生气就打女人。女人绵羊似的，就把肉摊开，任老徐打。打归打，送票送礼依然持之以恒。在这中间，女人悄没声地把关系办到了剧院，成了老徐的下属。老徐不问。可女人又悄没声地成了剧院管票的。自此，老徐再不去送票了，送票的事交给了女人。女人每一次送票回来都捎一些话给老徐，使老徐看到希望的亮光。比如，刘书记说：“老徐该解决了……”　　年数委实不少了。可事呢，却常常出现意外。有些领导，送着送着，人调走了，一切又得重新开始……终于有一日，冯书记把老徐叫去，亲切地说：“老徐，该解决了。组织上已经研究了。老同志了，就留在局里吧……”老徐自然说些感激的话。回家的路上，心里像扇儿扇。　　似乎三五日，任命就下来了。局里人见了老徐，也都喊徐局长。老徐笑笑，算是默认。这时，老徐已算是有年份有肚子，态势早厚了，缺的是一张薄纸。然而，就在任命要下的那天，老徐出了事。那天下午，纪委的人先一步来了，纪委的人关上门跟老徐谈了半日，出门的时候，老徐像傻了一样……　　七天之后，老徐被抓进了监狱。是局里有人把老徐告了。老徐前一段抓过平反落实政策的事，自然有不少人上门求他……一查，就查出了受贿的事。落实下来，有四千之多，一下子就判了七年。　　老徐没有住够七年。他是一年半之后被女人接回来的。老徐在监狱里得了脑血栓，老徐瘫痪了。老徐回来的时候连话都不会说，半边身子像木了一样，成了个半死人。开初，女人对他还好，也给他治过两次。渐渐就不行了，女人这会儿已当上了剧院的经理。女人忙，也没了那么多的耐性。女人就想跟他离婚。可和一个不会说话的半死人没法离婚。女人就说，你死吧。于是常常三两天不给他饭吃……老徐在床上躺着，不会说话，就眼睁睁地看着女人。女人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赏他一口唾沫！唾沫吐在老徐的脸上，老徐也不擦，他不会擦。于是有一层层的唾沫摞在脸上……　　孩子们开始还可怜老徐，隔三岔五地给他端碗饭。日子久了，看他一身屎一身尿的，嫌脏，也烦了。于是就把老徐弄到一个人们看不到的小屋里，想起了，给他碗饭，想不起就让他饿着。女人还是坚持不懈地赏他一口唾沫！有时恨了，就呸呸呸吐两三口，说：“你咋还不死呢？”　　老徐活得很有韧性，却也不死。每日里静睁着一双眼，显得很深刻。　　时间长了，在老徐躺的小黑屋里臭烘烘的，一推门就能看到一片白花花的亮光，那是干了的唾沫。有一日，老徐的女人端着半碗剩饭给老徐，嘴里还噙着一瓣橘子，一推门闻到一股子臭气，便呸一口把嚼了一半的橘子吐到了老徐脸上，连核儿带梗儿黏糊糊的一片……不料，没几日，老徐脸上长出了一棵嫩芽儿。那芽儿慢慢长，慢慢长，竟然长成了一棵小树，那是一棵小橘树，叶儿七八片，绿油油的……　　半年后，老徐脸上的橘树结了一个小金橘，先绿，渐渐鹅黄……　　不知怎地，这事儿竟被本市一个搞盆景的知道了。经多处查访找到了老徐家，非要看看。家人自然不让。此人倒有个缠劲，硬是在门前转悠了三天，瞅个人不注意的时候，进了那小黑屋。一看，惊得这人倒吸了一口气……二日，此人专程来找老徐的女人，说要买那棵橘树，张口就给十万元。女人愣了，心里湿湿的。女人问：“你给十万？”那人说：“十万。不过，有个条件，我要活的，得带土……”女人不解：“带土？培点土不就行了。”那人解释说：“这棵橘树主贵处就在这里。它是血肉喂出来的。你把它拔下来它就死了，必须带血带肉……你考虑考虑吧。”老徐的女人一怔，那人撂下五千块钱，说这是订钱。说完站起走了……　　三日后，那人又来。看了，两眼放光，说：“那根须已扎进血管里了，缠在了脑骨上，光带血肉取怕是不行了……不过，如果带头卖，可值百万。主贵就在一棵橘树长在骷髅上……”家人商量半日，终怕落下罪孽，不敢下手。老徐女人还专门到法院去问，说已是植物人了，可不可让他早走？法院的人答复，目前法律还没有这条规定。也只好等着。　　老徐竟然不死，依旧睁着两眼。那棵橘树慢慢长着，结下的小金橘红艳无比……　　圆 圈　　上小学的时候，恨一个老师，爱一个女同学。　　老师姓陈，名庭中。高鼻梁，聚光绿豆眼，戴瓶底厚的近视镜。冬日里常围一驼色围巾，不时甩一下，很神气。揩鼻涕也揩得极有特点，远远地擤一下，教室里立即噤声，说：四眼来了。　　在槐树街小学，陈庭中老师治学有方，严厉是出了名的。上课的时候，陈老师的讲台上备一粉笔盒，里边放的全是用过的粉笔头，注意力稍不集中，便听见“嗖”的一声。粉笔头子弹一般射过来，正中脑门！准头很见功夫。若再不注意，便疾风一样走下讲台，趁你不备，一手托脖子，一手扳住你的头，恶狠狠地说：“看，看，洋鬼子看戏，你傻脸了吧？！”没人敢笑。常常，一堂课下来，班里同学一脸白点，奸臣一样。老师的处罚很有创造性。有时来晚了，让你站在门口，称为“庄子”;有时没完成作业，让你站在教室后面，面墙而立，谓之“达摩”;若是下课跳桌子让老师撞见，也不让动，就让你骑在桌子上，让全班同学看着你，叫做“张果老”……也有例外，班里有一叫冯小美的女同学，陈老师见了她总是笑眯眯的，从未受过处罚。冯小美不但学习好，长得也好。简直是瓷娃娃一个。老师常说：“看看人家冯小美……”全班都看冯小美。那时，她穿一花格格裙，站在队前打拍子领我们唱歌：“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真是阳光灿烂呀！　　冯小美就在我前边坐，我天天看冯小美的脖子。她的脖子细瓷瓶一样，白乳乳的，似乎敲一敲会响，禁不住想摸一摸，却又不敢，偷眼去看那粉粉的小手，眼里也就生出一只小手来，慢慢地慢慢地往前探……这时一声霹雳：“往哪儿看！往哪儿看？！”老师的教鞭已重重地落在课桌上，一双绿豆眼怒冲冲地对着我。我吓坏了，小声辩解说：“我看苍蝇……”课桌边上的确趴着一只苍蝇。老师气冲冲地说：“上课不看黑板，看苍蝇……我让你好好看看苍蝇……”说着，两手捧住我的头，往那只苍蝇跟前推……苍蝇飞向东，老师就把我的头扳向东;苍蝇飞向西，老师就把我的头扳向西;我的身子随着头转，头随着苍蝇转，转着转着，我哭了……　　又有一次，记得是全班在操场上集合的时候，我说话了。老师便喝令我站出来，而后，他用粉笔在我周围画了一个圆圈，又吩咐班干部冯小美：“看着他。他要敢出圈一步，你告诉我……”于是全班同学都迈着整齐的步伐劳动去了， 只有我孤零零地在操场上站着。老师的圈儿画得并不圆，有一个很大的豁口，可我仍在圈里站着，不敢动。当然还有冯小美，冯小美是留下来监视我的。我沮丧地站在圈里，不敢看冯小美，却想看冯小美。偷偷地瞥一眼，却发现冯小美并没有看我，她在看书，看一本很厚的书。我很失望。看着冯小美，我并不觉得太委屈。我很喜欢冯小美，我曾经在放学之后背着书包在榆树街转来转去，目的就是期望能看到冯小美。那时，冯小美就住在榆树街的市委机关家属院里。然而我却从未跟冯小美说过话，我是坏学生。那时好学生是不与坏学生说话的。现在，我终于有了跟冯小美单独相处的机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冯小美单独相处，我很狼狈。我真的很想跟她说一点什么……可站着站着，我想尿，却又不好意思张口，就拼命地夹紧双腿……我浑身抖起来，浑身筛糠似的抖着，可我坚持不开口。有一阵，冯小美抬头看看我，仿佛很吃惊地问：“你是不是有病了？”我不吭声，我一声不吭。我知道一张嘴我就会哭出来。那时，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冯小美……我得坚持住。然而我的身子太不争气，两个小时之后，我觉得腿上有湿热的一股在缓缓流淌……那一刻，我真想钻进地缝里。　　夏天来了，在那年的夏天里我度日如年。自从在冯小美面前湿了裤子，我的头就再也抬不起来了。我越仇恨老师，也越恐惧老师。那是五月的一天，我又迟到了。我刚走进学校，便看见老师慌慌地从教导处走出来。一夜之间，学校里贴了一院子大字报。我没注意这些大字报，我注意的是老师。我一看见老师便六神无主。我结结巴巴地问：“今天不上课吗？”老师看了我一眼，便匆匆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仍是惶恐不安地望着老师的背影，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批评我……就在这当儿，一群戴红袖标的大学生从校门口拥进来，都是些从槐树街毕业的学生，他们杀回来了。他们把老师围在校门口，不由分说，把满满一桶糨糊兜头盖脸地浇在老师的身上！老师站在那儿，一头一脸一身全是糨糊，老师的眼镜被糨糊冲掉在地上，一脸的愕然……许多年后，当我从梦里醒来，老师愕然的神情仍历历在目，老师身上的糨糊哩哩啦啦地往下滴着，一脸愕然……　　老师那至高无上的权威就这样被一桶糨糊冲刷掉了。此后，当老师又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唠唠叨叨地重复着一句话：“同学们，我有罪，同学们……”在老师“行动”的鼓励下，我们班的“大嘴”率先造反了。在班里，“大嘴”学习最差，是受老师惩罚最多的学生。那时“大嘴”总是张着大嘴哭……他组织了一个只有三个人的战斗队，命令老师每天向他报到。老师就向他报到。他是老师的学生，也没有什么新招，就每天在校园里用粉笔画一个圆圈，让老师在圈里站着。老师就在圈里站着。“大嘴”画的圈很小，只容下一双脚。“大嘴”说：“老实点。不能蹲，一蹲屁股就出圈了，出圈我收拾你！”老师就不蹲……那会儿，我实在是很羡慕“大嘴”！　　夏天很快过去了，我们异常轻松地进入了中学（那一年没有考试）。而后是下乡……在乡村的许多个没有灯光的夜晚，常常梦见老师，梦见那狠嘟嘟的四眼，不由打一激灵，便有句子流出来了：“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三七二十一，四四一十六”;“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四六九冬三十日;只有二月二十八”;“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都是老师狠出来的。我知道我完了，我永远是个小学生。再没有人这样逼我了……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他虐待我们六年哪！　　重回小城，已近不惑。忽然想去看看老师，就去了槐树街小学。学校还在，人却不在了。问遍所有的人，竟不知陈庭中是谁。学生摇头，老师也摇头。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我嗫嚅着，不禁惶然。　　看望老同学“大嘴”。再问冯小美，“大嘴”说，前年，她已死于轮下。“大嘴”说，你知道冯书记吗？“文革”中自杀了，那是她爸。后来，冯小美“神经”了，终日披头散发在街上唱，身后跟一群小孩子。走着走着，还用粉笔画一圆圈，就在圈里站着……“大嘴”说：“多好的一个小瓷人呀！”　　说话间，“大嘴”的女人回来了，进门就问：“今儿‘跑’了多少？”“大嘴”说：“叫我算算，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小打油儿，一百四十八。”　　“大嘴”是出租汽车司机。　　选自《上海文学》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