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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年级到五年级，我们李堡子村的学生娃娃，只能到二里开外的甘沟村小学去上学，每天两趟来回跑着。这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大约在九岁到十一岁之间，正处于精力充沛、胆大妄为的年龄段。每天的上学路上，有风雨也有欢笑，发生过不少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进入冬天，西北风越来越强劲凛冽，冷了才几天的时间，庄子中间的涝坝里就结上了一层薄冰，光滑平展、晶莹剔透，泛着下面池水的绿色。中午放学了，同学们急急忙忙往回赶，肚子饿得咕咕叫，都想着早点回家吃饭呢。可到了涝坝这里，大家的目光就被涝坝里的冰面吸引住了，贪玩的情绪顿时战胜了肚子的情绪。大家簇拥到涝坝边，想到冰上“溜滑滑”玩一会。十几双脚同时踩上去，冰面立即发出“喀嚓嚓”的破裂声，细长曲折的裂纹四散延伸。大家急忙抽身退步，知道冰还不厚实玩不成，抓紧回家吃饭要紧。偏偏有利儿不信邪，看着大家都上了岸，说，都是些屁胆子、松尻子，看我的！他继续往前走，冰的破裂声和裂纹同时都在加大。大家喊，别逞能了，赶紧回来，冰要破了！有利儿说：响冰不破、破冰不响……话音未落，“咔嚓”一声，冰面塌陷了一个大窟窿，有利儿应声而入，蓄水被击上冰面，里面竟然还有两条二三寸长的棒子鱼在活蹦乱跳呢。涝坝里的水并不深，也就到有利儿的肚脐处，可是它冰冷啊。有利儿从“英雄”一下变成“狗熊”，哭着往冰上爬想往回返，可哪里爬得上去，冰一大片一大片地碎裂。大家拿着石头大土块往冰面上砸，帮有利儿砸出一条冰块漂荡的水道。有利儿拖泥带水地上来，齐腰以下泥水淋漓成了水包自不消说，连书包、棉袄也湿了，冻得直打哆嗦。他哭着往回走，洒下一路水迹。大家跟在后面，觉得他又可怜又可笑。“问题很严重，领导很生气”。领导有两个，一个是家长，一个是班主任。有利儿回家以后，首先被父母一顿胖揍，他唯一的一条棉裤泡成了水囊，怎能不让大人生气。有利儿下午没法去上学，写了个请假条，理由是肚子痛，让他堂弟带给了班主任。可有人却告了密。第二天，有利儿的衣服干了，来到学校。当他打开皱皱巴巴、脏不拉叽的课本，班主任气就上来了，拿着板子狠抽有利儿的手掌，说，叫你肚子痛！……淌啥眼泪呢？响板子不疼、疼板子不响，看来打得不够响？有利儿手疼得缩着腰，涕泗交流。连我们都不敢大出气，他哪里敢哭出声来呢？　　有利儿的堂弟就是碎脸儿，和我暑假里一起放过牲口的那个，淘气、胆子并不比有利儿差。有一天放学，我们一群学生正叽叽喳喳往回走，后面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回头一看，还是辆绿色的吉普车。大家乱糟糟地分开到路两边，给车让路。可路本身就不宽，两边学生一站，司机不得不降低速度通过。就在车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大家都好奇地看着车，谁都没有料到碎脸忽然窜到吉普车后，两只手抓住车屁股后面的一个铁圈圈，双脚蹬在车上，吊在了车后面，一个书包乱甩着。汽车经过我们开始加速，我们追着车跑并给司机大喊，有人扒车了！司机肯定没听见，但他可能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我们在追着车跑，反而开得更快了，就见吊在车屁股后面的碎脸和车一起包裹到卷起的滚滚黄尘中向村子里冲去了……碎脸是在村东头砖瓦窑那里从车上掉下来的。砖瓦窑那里，路有个九十度的直弯，车速减了下来，路上有一层比较松软的炭渣子，对双臂已经发抖的碎脸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下车机会了，他双手一松就从车上掉下来滚了几个蛋蛋。问题倒不太严重，摔破了裤子蹭破了脸皮、手掌而已，这和碎脸获得的荣誉相比，还是值得的。那时候，大家都看过铁道游击队的小人书，那上面就有扒火车的英雄人物，碎脸就以这样的人物自居，大家都不反对，纵使下车方式有失水准，但瑕不掩瑜，毕竟人家切切实实扒过汽车么。和这一次堪称英雄的壮举对比，碎脸还有一次的行为差点给自己带来不幸。　　那是在春季学期，有一天上学下雨了，当时村里有雨伞的人家很少，一般都是用装过化肥的空袋子，从底部捣进去一个角，披到身上遮雨。中午放学了大家往回走，细雨还在蒙蒙地下着，每个人身上披着这样一件简易的雨衣，有尿素的、有磷肥的、有复合肥的，白花花一片。碎脸的雨衣略有不同，用的是从二铵袋子取出来的那种半透明塑料袋，起先也还和我们一样披着，走着走着他就别出心裁了。他把捣进去的那个袋子角拉出来，叫同学帮着把袋子从头上套下去，基本过了膝盖，他就整个儿罩进去了，看上去很好，严严实实风雨不侵，走路也不影响。可他要呼吸，袋子就越贴越紧，新鲜空气难以进去，越来越憋气，就想把袋子取下来，可双手束得紧紧地，他根本就取不出来。大家头上蒙着“雨衣”没有注意碎脸，听到他双脚急促踏得泥水响，大家才发现有些异样，七手八脚撕扯开他的“雨衣”，碎脸的嘴皮子都憋成青色的了，只是弯下腰大口大口地喘气。这次没人把他当英雄看待，反倒成了笑料。　　在一个冬天的上学路上，安安就制造过两件趣事。一件是，安安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大土块做了一个中空的小火炉子，也不嫌重和脏，背在书包里。放学回来的路上，就爬在路边的水沟里，让我们看他的点火仪式。路边干枯的蒿草是燃料，可那天的西北风很大，根本就不好生火，要么是火柴划不着，要么是刚点着一点小火又被大风吹灭了。大家围成一圈帮安安堵着风，点了好几次，总算火着得大了些，可蒿草很蓬松，很快火焰就散了，只留下较多的红火星。安安没有火柴了，只能把他的火炉子抱在手中，一个劲地对着火炉子吹气。火星明灭了几次，最终挤个鬼眼灭了。大家都失去了兴趣，起身回家吃饭。安安也只得罢休，一个劲地埋怨着大风。走着走着，安安的手腕受到了灼烧，惊叫起来，大家都向安安举起的手腕望去，就看见从袖口处往里已经烧进去了一个大洞，雪白的棉花上红红的火星忽明忽暗地闪烁着。一番揉捏撕扯，火总算是全部熄灭了，可安安刚穿上没几天的新棉袄袖子上已经那么大的一个窟窿了，要是被他妈发现，自是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的。想来是他对着火炉子吹气时，火星溅到了棉袄和外套之间，并燃烧起来的。另一件是，那年冬天雪下得勤也下得大，我们李堡子村和甘沟村之间那二里路空旷无遮拦，大风卷着大雪，就在两米多深的水沟里形成了一个雪的斜坡。那天放学回家，看着遍野的皑皑白雪，大家打着雪仗一边玩一边往回走。安安却像林冲雪中舞枪一样来了豪情壮志，站在沟畔上，大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纵身一跃，跳到两米多深的雪里面去了，眨眼间不见了。大家跑到渠畔上看，直直的一个白窟窿下面正是安安，周边积雪簌簌向下坍塌，安安快被埋得看不见了，哭着喊救命。大家见事态紧张，赶紧下到沟底，从侧面刨雪，好在人多速度快，总算把安安挖了出来。雪人一般的安安擦着脸说，只想着跳下去有雪不会疼，谁知道这家伙塌了。　　兵子弹弓打得好，好到什么程度？他和我们一起走着路，看见墙头上落着的麻雀，起手射之自会应声而落。要是让他停下脚步来，除非鸟儿警觉提前飞走，一般都是百发百中，他可是比鹰鹞更厉害的鸟雀杀手。记得正是麦苗拔节抽穗的时候，那天放学往回走，迎面开来一辆大拖拉机。兵子不知啥意思，夹杂在同学们中间扣上石子只一射，只听“砰”地一声，就看见大拖拉机的前挡风玻璃朝四面八方裂开几条白森森的大裂纹，然后就是一圈圈细密的小裂纹，就像给玻璃上凭空结出了一张蜘蛛网。司机猝不急防，刹住车愣了愣神开始下车。兵子见势不妙，趁司机开门下车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把手中的弹弓远远地扔向了路旁的麦田。司机挡住我们，厉声问谁打的？大家都说不知道。面对着二十几名小学生，司机一时无可奈何，只能一个个检查看谁的手中或者书包里有弹弓。哪里能够检查得到，弹弓在麦地里呢。司机可能意识到弹弓已经扔了，就到麦田里去找。看他走到了地中央，大家喊一声，回家吃饭去了，跑得一干二净。司机那是一个骂啊……然后，兵子也在地里去找他的弹弓，没有找到，也有可能被司机找到了吧。　　上学路上，欢笑多多，但记忆中的这几件事，说来说去只有一个意思，在学生还小的时候，爱搞各种不计后果的恶作剧，作为家长，应尽量关注学生上学路上的行为和安全问题，无论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都不好。　　“六一”儿童节是娃娃们的节日，在我还符合过这个节日的年龄段，虽然每年学校里都要如期举办活动以示庆祝和热闹，但我生来是个性格内向、好静不好动、甚至于不爱玩、有违儿童天性的娃娃。是故，纵使校园内一片欢腾，我只是独处一隅，自个儿找点事干，或者索性安静地坐着，听着那一片人声鼎沸，看着那一片热火朝天，享受着到校却不用上课的轻松。对节日本身，并无太多的记忆，仅有一个儿童节例外。　　那是小学四年级的“六一”儿童节。校长兼班主任王成，自任节日活动的总策划兼总导演，他别出心裁新添了节目种类——对口相声，而且确定安排两个。有节目就得有演员，于是王成以他的职务和“头衔”，强令我必须融入节日活动之中去，指定我表演其中一个相声节目，搭档是同班同学宁治国。另一个相声节目表演者是同班同学曹兴明和一个三年级的学生。这事不容分说，更不容推脱，不但要演出而且要演好。至于相声是什么，怎么个表演法，王成说他胸有成竹，不用我们发愁。王成从《少年文艺》上找到了两个相声脚本，我和宁治国表演的主题是学雷锋树新风，曹兴明俩人表演的主题是讲公德讲卫生。王成让我们先抄好、背会台词。这个倒也容易，那时候我们的记忆力还是很强的。等台词背熟了，每天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别的同学们在操场上疯玩，我们四个人却被王成“拘禁”到他的办公室里，开始排练。王成当导演，表情、动作、语气、停顿、配合，耐心细致地一一示范了来让我们学着做。听说校长亲自指导四个同学排练相声，王成办公室玻璃窗外贴满了充满好奇、一看究竟的脸。王成先还出去驱赶，可同学们的好奇心实在太强，他刚关上门，窗外随即又挤满了小脑袋，也只好作罢。经过数日地练习，我们终于接近了王成所要的预期效果，他不再须臾不离、手把手地指导我们了。每天课外活动时，看着我们四个人过来，他也就忙其他事情去了。这一下，室外的同学挤得更多了，连门都关不住了。通过外面看热闹的同学的反应，我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虽然我和宁治国的相声主旨格调更高，但无疑曹兴明他们的相声笑点更多。因为在他俩演练时，室外会不时地掀起阵阵欢笑，而在我俩演练时，却基本上是悄无声息，这让我俩感觉到很没劲。王成说，只管好好练，不要管同学们笑不笑，这个相声很好。节日一天天临近，王成说，演出的那天，衣着打扮最好是上身白衬衣、下身蓝裤子、蓝球鞋，系上红领巾，才能展显出少年儿童特有的朝气蓬勃来。可谁家里又能提供这么高档、齐全的配备，除了红领巾是有的，其他一概全无，充其量只能换下平日里的补丁服。王成叹一口气，也无可奈何了。　　终于到了“六一”儿童节。一大早，校园内就呈现出一年一度的热烈与喧闹。而我们，就要上台表演了，更为要命的是，我和宁治国的相声，是演出的第一个节目，而我，又是首当其冲的登台亮相者。之所以说我首当其冲，是因为这个相声节目的登台别开生面，不是我和宁治国一起直接走上台，先鞠躬，然后开始一逗一捧地进行，而是我一个人先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上去，单独说一会儿，宁治国才会上来。在知道这个节目顺序后，我紧张万分，看着满校园嬉笑打闹的同学们，我一点节日的快乐感也没有，只是一个劲地要去上厕所。被赶上架的鸭子，就是这么难受，而该来的终归要到来。主持的同学报完节目后，我从已经聚成堆的同学们边上，甩起双臂、迈开大步、引吭高歌去登台表演。我的双腿在颤抖，我的歌声在颤抖，我的全身在颤抖，我似乎赤裸裸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进入了三九天的严寒，可我明明又觉得我的脸发烫、我的头发胀、我的全身在发烧。那又是什么样的舞台呀，不但没有台子没有顶子，而且没有任何背景和装饰，说白了，它就是学校里的土操场。那块被划定为“舞台”的演出区域周边，还得几个老师不停“驱逐”来往奔跑的小学生。观众席的前排摆了一行课桌，包括王成在内的几位老师担当评委，再后面就是挤成堆的观众了。除了本校的几百名学生，还有好多的学生家长，黑压压的一大片，都压到了我的小心脏上。奇怪的是这颗心脏不但没有被压扁，反而跳动得更加有力而剧烈，都快要迸出胸膛了。意想不到，当我唱着歌还没有走到“舞台”中央的时候，“台”下的掌声已如潮水般响起，我竟被这突如其来的凶猛浪潮拍得茫然无措了。我到“舞台”中央站定，中止了唱，开始单独说。我看见“台”下老师们充满鼓励的脸，同学们充满期待的脸，家长们充满疼爱的脸，一张张在放大在融合在旋转，我头晕目眩起来，但我知道已别无选择，只能竭尽全力控制住想跑下“台”去的冲动，机械、急速地背诵着已经滚瓜烂熟的台词，想尽快将这一段说完，抓住我的救命稻草——宁治国也上台来。我看见满面笑容的王成双手在桌面上做着不易察觉地下按动作，只好强制自己语速慢下来，可我心里急得只想哭。掌声又响过两次，宁治国终于上台了。现在，不是我独自面对了，我狂乱的心绪才逐渐平静下来，你一言我一语，也渐渐进入了角色，掌声接连响起。我和宁治国的相声表演完了，在大家的掌声中谢幕后，我涨红着脸跑回了教室，根本没有心情观看别的节目。我在教室里抚慰着自己“蒙羞”后的情绪，听着外面的歌声、朗诵声以及曹兴明他们表演时，同学们连续不断的哄笑声，想不通我们的相声为何也能频频赢得掌声，更加为自己的表演感到“龌龊”。直到节目表演结束，游戏活动开始，我才惴惴不安地走出教室。其他班级的同学看见我，就在我面前迈着大步，边走边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我真狠不得扑上去打折他的腿、撕烂他的嘴，奈何他们一个个跑得兔子般快。这种对我伤口上撒盐的“戏弄”一直延续到学期结束，过了一个暑假被他们淡忘为止。　　末了，进行了评比、颁奖。我们的相声居然获得了一等奖，而曹兴明他们的相声委屈地获得了二等奖。这让我都感觉既不口服又不心服，不知曹兴明他俩又作何感想。　　现在，回想起我在“六一”儿童节那次唯一的、也很拙劣的演出，我终于明白，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当看着稚气未脱的我们煞有介事地表演着节目，无须说精彩，即便是蹩脚的，他们都能以热烈真挚的掌声，表达出一份深厚的疼爱、赞许、鼓励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排练时同学们表情木然，而在表演时掌声雷动的原因所在。已为人父的我，是多么地理解并全力效仿着啊。虽然，我们的节目完成后，例行地鞠躬说了“谢谢”。但现在，我还要由衷地向观看了那次演出的他们再道一声“谢谢”，无论他们听得到听不到，这都无关紧要。　　纵是塞上，其时也已是一派日高风暖、草长莺飞、花红柳绿、“绿满山川闻杜宇”的初夏景象。端午节就像上游的一朵鲜花，被时间的河流承载着缓缓漂流过来，将一份喜悦和温馨呈现到你的面前。　　没有什么会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故事，经大人之口讲给孩提的我们听。可以肯定，大人们小时候也没有听说过。等我们也成了大人，将这个节日流传较广的传说讲给老人们听时，他们也显得不以为然；也无需提前多少天劳神费力地去张罗过节的准备工作，这毕竟只是一个农人忙里偷闲来过的小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用愉悦的心情来过每一个如期而至的端午节。　　即便是最严厉的父母，这一天也绝不会叱责他们孩子的爬树行为。相反，父母们会早早地将尚在梦乡里的孩子唤起，指使他们攀折些柳树的“高枝”下来。使命感让孩子们对爬树越发兴奋。房前屋后每棵树长什么样是早就了如指掌的，孩子们不假思索就会径直来到最为根深叶茂的柳树下面，猴子一样敏捷地蹿上树冠去，少不得父母们在下面捏着一把汗。一把把柔嫩的柳枝像一朵朵绿色的云彩从高处降落下来，而后便被分列开来一条条地倒插在每一道门楣上，院落内顿时凭添了许多由碧玉妆成的半挂绿瀑，随着人出人进抑或微风拂动轻轻地摇曳渲泻，映照得黄土泥墙上也似乎有一丝绿意在泛动。倘若愿意多跑点路而且时间凑巧，便可从野外的沙枣林里采回些正值花儿盛开的沙枣树的枝条来，它们的叶片在强烈的阳光下闪着熠熠银辉，繁密的、金黄色的小花朵，更是将沁人心脾的馨香散发得满院子都是。一如过年时张贴的春联会强烈地营造出一种红火热闹，这些倒插着的绿枝也会渲染出端午节独有的一份祥和静谧来。为什么有这种门楣上插柳枝的风俗，大人们也不知其所以然。我猜测，是否原本应该插的是桃枝，以借其避邪纳祥，却因本地并无桃树，才这样“柳代桃枝”地沿袭下来了呢？　　插完了柳枝，孩子们便会迫不及待地要求母亲们给他们的手腕上戴上“花绳绳”，倘若“花绳绳”足够多，那么脚腕乃至脖子也可以戴上。“花绳绳”是由母亲们用从走街串巷的货郎那里或买或换来的各色彩线搓制而成的。我之所以喜欢戴上它，是因为在那些人们衣着花色款式都比较单一的年月里，它的色彩看上去是那样的丰富艳丽赏心悦目。母亲却说：戴上它，遇上虫呀蛇呀什么的毒物时，“花绳绳”就会发出五彩缤纷的光华来，毒物便被吓走了，孩子们就不会受到侵害藉此保得平安。因为母亲如是说，小时候每当端午戴上“花绳绳”，我总爱肆无忌惮地往茂密的野草丛里钻，希望能够遇到一条想象中的蛇或者其他什么来验证“花绳绳”的“法力”，遗憾的是故乡土地上向来很少有蛇出没，每次都难以如愿以偿。后来真地见到了蛇，它竟然是那样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动物，而且我也断定“花绳绳”不会有母亲所说的那种“法力”，回想起来，着实为小时候的轻举妄动后怕。如果母亲们心灵手巧，那么更小些的婴幼儿们在这天除了“花绳绳”还会有更大的收获，他们的胸前会挂满布做的各种造型的“包儿”，有“小辣椒”“小南瓜”等各种“蔬菜瓜果”，也有“小鸡”“小鱼”等各种“动物”，包内填以香草，真是既好闻又好看又好玩，不过是大人们希冀小儿健康茁壮成长的意思，大一些的孩子们是可望而不可得的。　　既然是过节，多少总会做一些好吃好喝的。缕缕炊烟从每家每户的烟囱里袅袅升起，飘散后与树木的绿色融合在一起，似碧纱翠雾笼罩着整个村庄，看上去如梦如幻，会让人无端地生出一份慵懒来。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纯香的胡麻油的味道。煎数十个油饼，熬一锅凉粉，都是不错的吃食。肉自然也是要有的。每家固然都养着猪，但一般都是过年的。村里张屠户是个有心人，他每年分两次捉猪，一只是自己用来过年的，另一只便是端午节宰了卖的。猪提前一天就被宰杀了，用架子车推到村子中央，你家一斤他家二斤地很快就分割完了，通常是现钱现货，手头紧的话也可以暂时赊着账，乡里乡亲的，张屠户也完全不会计较。金黄酥软的油饼端上来，洁白爽滑的凉粉盛上来，鲜肥解馋的荤菜摆上来，甘冽醇厚的散酒提上来，在这个曛热的节日里，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们，暂时丢开铁锹锄头四平八稳地坐在炕头上，心安理得地吃饱喝足，出一身大汗，岂不酣畅淋漓。生活真地需要节日来停顿、来休整、来品味。让我回味无穷的是那些年月里奶奶酿制的“酒麸子”，这是一种用煮熟了的小麦（最好是燕麦）为原料，经酒曲长时间发酵酿制成的食品，不但吃起来醇香甘甜、清凉可口，在已经暑热的天气里还可以清热败火。偶尔，奶奶也有做失手的时候，要么是酒曲放得过大过小，要么是酿制的时间掌握得不准，吃起来味道就会或酸或苦大大折扣。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酒曲放得大了，“酒麸子”吃起来有很浓烈的白酒味道，饶是我吃得不是很多，也像喝醉了酒一样打起了“摆子”，惹得奶奶哈哈大笑。　　年过四十，恍惚中，人生的一部分已经一事无成地成为过往，看趋势，另一部分则会更加凄凉。这也就罢了。令人悲伤的是，这么长时间化为云烟飘散了，竟然还未历练出“世事洞明”的火眼金睛，更未历练成“人情练达”的七十二般变化，一点儿也不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曲意逢迎、八面玲珑……不仅辜负了时光的无私馈赠，而且每天还要面对为人处世的诸多难题而苦恼，真是哀莫大焉，究其根源只有一个字，就是与生俱来的“笨”。　　回想起来，从小就笨得不可开交，笨得一塌糊涂。　　大约是五岁左右吧。我在生产队里的电磨房那里玩。那里有一帮大人在干活，其中有一个叫李岳，经常到我家来转，因此是认得的。李岳对我说，回去把你家的斧头拿来用一下。我就回家去取。当我拉着沉甸甸的“斧头”七上八下翻越过瓦窑坑里大大小小的土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返回电磨房那里，李岳又好气又好笑，说，这个娃娃真是个大头，连个斧头、镢头都分不开，将来准是个打牛后半截的料（意思是只能当个老农民吆喝着老牛耕田种地）。我笨到了分不清大小。　　大约是六岁左右吧。家里刚盖起当时在村里名噪一时的鞍架式北房。北房是土木结构的，里里外外的墙面全是黄泥抹就。虽然宽大，但里面除了一盘面积很大的土炕之外，地下能被称为家具的，大约就是对着门、靠北墙摆设的一张方桌了。为了让黄泥墙面有点色彩和生气，在方桌的正上方，悬挂着前额凸出、手拄仙杖、松鹤相伴、眉开眼笑的老寿星画像。老寿星双目和善慈祥，似乎注视着屋内的每个人。你只要瞅着他，他就瞅着你。我还特意左右移动变换位置，他的目光也会随着移动，始终盯着我。我就想，他总是这样盯着人看吗？眼睛一眨不眨不会觉得困倦吗？或者是在没人的时候，偷着闭目养神一会儿呢？为了验证我的这种猜测，我想了一个办法。屋里没有别人的时候，我把两扇房门关闭上，在门外等着。在我觉得老寿星可能闭上眼睛休息的时候，我忽然推开门进去，看能不能捕捉到老寿星惊惶失措睁开眼睛的这个过程。试了多少次，都以失败告终。看来，老寿星不愧是神仙，能够黑明昼夜地醒着，是不需要休息的。我笨到了分不清死活。　　方桌的两边，也没有椅子可摆，仅在东边放了一个大板凳供人起坐。我发现凳面右边有一个木结，像只大眼睛一样瞪着，很好玩。隔几日，我发现这只“大眼睛”不在凳面的右边了，竟然到了左边。天啊，这是怎么回事，板凳有腿都不会自己动，难道这个木结子还会活动？隔日再看，它果然会动，又到了右边，这让我惊奇万分，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爷爷用凳子，在使用的过程中不停地变换方向，那只“大眼睛”也随着不停地忽左忽右，我这才恍然大悟过来。我笨到了辨不来方向。　　大哥在瓦窑上装瓦，让我扶架子车。已经装满了，但大哥还想多装些。大哥问，车辕是轻还是重（车辕上挑谓之轻，下沉谓之重）？我都快按不住车辕了，情况已经很严重，肯定不能说“轻”，我就说“重”。大哥就还往后面装。“哗啦”一声，架子车高高扬起，我被车辕挑起来然后摔到地上，瓦也倒了一地碎了好多，大哥狠得牙齿格嘣嘣响。我笨到分不清轻重。　　爷爷在院里劈木柴，他把柴禾立起来，用手按着顶端，斧头用力劈下去，柴禾就一分为二了。爷爷不劈了，我就把斧头拿起来，照着爷爷的样子，一斧头下去，柴禾没有劈开，斧头却落到了大拇指上，顿时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我扯开嗓子嚎啕大哭起来，真就和大人骂的“像把刀子扎上了”一样。爷爷闻讯赶来，帮我烧了些棉花灰敷到上面止住血，好在只是一个口子，并没有砍下肉来。爷爷了解经过，我抽泣着如实说了。爷爷说，你就没有仔细看么。手指头只是帮着把柴禾扶稳，斧头落下来的时候，我是把手拿开了的。我笨到分不清缓急。　　小时候的笨，不须多说，就是长大了些，也没见聪明起来多少。　　初一那年秋季开学，学校组织去须弥山游玩。多么令人激动和兴奋啊。别看须弥山离家只有区区二十来里路，可我都十二岁了，还从来没有去过呢。听说那里有一个“大佛爷”，坐着都有二三十米高，光一只脚背上，可以坐四个人打牌呢。这一回，终于有机会去一看究竟了。学生们浩浩荡荡来到须弥山脚下，自行车摆了一长排。老师说，游山之前，先要进行爬山比赛。可这么多的自行车，没有人看着不行。不愿参加爬山比赛的同学，可以留下来看自行车。比赛结束后，回这里集合，再一同游山。我是不爱参加体育活动的，就主动请缨留下来看自行车。发令枪一响，同学们像一群羊似地散开，吵吵嚷嚷开始比赛，越爬越高，最后隐没在草丛、树木或者山石后面去了。这一消失，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再次出现。原来比赛结束后，他们直接游山去了，这时候已经该回去了。我兴致勃勃地第一次上须弥山，竟然连敬仰已久的“大佛爷”也没有看到，就那样抑制着委屈的眼泪回来了。　　初三第一学期，学校组织春季运动会。赛场边围者如堵，赛场上角逐激烈。我没有参加什么项目，就在教室里看闲书，另外还有三四个女生凑成一堆儿嘻嘻哈哈地说笑着。突然“嘭”地一声巨响，教室窗户上的一块玻璃支离破碎到处乱飞，随着飞进来的还有一只足球。肇事者紧跟着进来，正是我的同桌，他看着碎成一地的玻璃渣子吐了吐舌头，捡起球一溜烟跑得不见了踪影。过了一会儿，班主任进来发现了状况，气冲冲地先问那几个女同学，玻璃是谁打的？那几个女生说，我们刚进教室，没看见，不知道。班主任又问我，你在哪里？我说在教室里。班主任抓住线索紧接着问，是谁打的玻璃，你一定看见了。我说是。那是谁？班主任松了口气，就等着我检举出具体的人来。要说就得“出卖”同桌，要不说，怎么回答呢？我忽然觉得左右为难起来，只好一声不吭了。班主任一再追问，我就是守口如瓶。班主任失去了耐心，狠狠地说，我也不想知道是谁了，既然你不说，你就买块玻璃安上吧。我吃了个哑巴亏，李代桃僵了。　　笨，我认为不只是个反应、认知能力问题，还会影响到人的性格。笨对我的性格形成影响就很大。一个是老实，即不爱出门，又不善于和人打交道，说话办事缺心眼，待人接物不灵活。按爷爷的话说，就是个“窝里佬”。一个是踏实和认真，这多少还有一点正能量。虽然我很笨，但在学习上还是多少肯下点苦功的，俗话说“勤能补拙”，也就不至于太差。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中专，在当时也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就在初三毕业季，李岳还对我说，也别报考什么中专、大专了，还是抱青砖牢靠些。他说的青砖，就是砖瓦窑上烧制的建筑上用的砖块，那意思是我大不了混个初中毕业，到砖瓦窑上干活抱砖挣钱才是正主意。可我居然考上了，李岳大为惊奇，说，庄里多少灵醒娃娃都没有考上，偏偏让这个大头娃娃考上了，看来人家头大，“卡儿亮”（脑子聪明）着呢。怪不得分不清斧头、镢头，原来是个吃“皇粮”的。　　以前的笨，充分证明了我的智商不高，等我到了找对象的年龄，才发现我的情商更低。　　同事介绍了一位他的邻家女孩。隔三岔五去人家，去了又不知道说点啥，就那样不尴不尬地坐着看电视。如此这般去了几次，女孩终于忍无可忍，涨红了脸对我说，你每次到我家来就是为了看电视吗？于她而言是迫于无奈，既然是找对象，人家也是要听一些甜言蜜语，经历一些花前月下的，而我既“说不到”也“做不到”。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颇伤自尊的事，她难道看不出我坐在那里的忐忑不安和如坐针毡吗？我不再去她家看电视了。这样的事，毫无保留地反映我的情商接近于零。　　参加工作后，虽然认真、踏实、负责，但还是笨。不过这笨很少体现在工作上，更多地是在如何为人处世方面。在企业打拼了二十多年，红颜少年都变成半搭老头子了，业绩也还得到领导们的普遍认可，就是很难做到让领导们普遍满意。确实难以满意，我不会看见领导打喷嚏，赶快到药店去买药；我不会在领导生病住院了，央回其家人自己留下来侍候；我不会在领导过生日时，感觉上酒店还不足以体现真情实意而亲自掌厨置办出一桌生日宴席来；我更没有能力见领导因扶持小姐被请进公安局，而四处活动将其解救出来……只好眼瞅着多少业绩平平，却很让领导们满意的人，一个个都成了中层乃至高层的领导干部，自己的顶头上司也是换了一个又一个。老乡急了说，看你死相地，成天这个领导办公室里出来那个领导办公室里进去，你就不会动点脑筋，也弄个一官半职？我可是听说都明码标价了的，你没钱我给你垫上都行。我给老乡说，我为什么要花钱，而且还要花你的钱。就是大家的钱，我也不会给他们花。老乡说，什么大家的钱？我说，那年我跟着领导去出差，说是出差，实际也和公款旅游没多大差别。走的时候公款带得足足地，三四天的差，开了半天会，其他时间游山玩水。每天好吃好喝好住，才弄明白领导为什么都爱出差。可笑的是，每到一处，领导看这好看那好，总是一副想要拥有的贪婪样，我总是无动于衷。末了，除了吃住花销，余款全部被我带回来销了账。老乡气急败坏地说，你连公款都舍不得花，我看你一辈子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