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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这个人很有意思，凡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思想，他都要“非”掉。当时诸侯间争战剧烈，他就“非攻”；当时儒家在社会上是显学，他就要“非儒”；当时社会流行“命运”观念，他就要“非命”。我感觉诸子百家中，墨子是一个特别有热血，也特别有正义感的人。他老是喜欢和当时的流行思想唱反调，这大约也是侠客的本性使然。墨家，本身就是“侠”嘛！　　墨子的三篇《非命》在我看来有重要价值。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还认识不到偶然性中的必然性。人们被各种偶然现象所迷惑，不能看到其背后的必然性，因此产生命运观念。《列子·力命》中说：“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这个说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不能解释偶然现象背后蕴含的必然因素，所以只好归结于命运。所以《列子·力命》中又说：“日去日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一些事情，说不清楚，只好说，这是“命”啊！墨子生活的时代，命运观念肯定非常流行，大家都相信命运，《非命》中引用这些人的观点，是：“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　　对于天命论，墨子给予了强有力的反击。墨子的反击，在我看来，是光辉四射的。他说：“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同样的国家，同样的人民，放到汤武的手中，就天下大治，放到桀纣的手中，就天下大乱，怎么能说有命运的观念呢？这完全是人为的原因嘛。墨子非命，重力，一清二楚。　　力与命，是完全相对的两个概念。墨子非命，就弘扬人力，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墨子无非要告诉人们，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如此，个人亦然。自然，墨子更多是从国家的层面来强调“力”，也就是“人为”的价值。我们知道，墨子是个功利主义者，他的思想，是与“利”息息相关的。但墨子所言“利”，是天下之公利，这体现了墨子博大的情怀。兴天下之公利，在“力”不在“命”，这一点，墨子是旗帜鲜明的。他说：“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这一点，与《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除了王公大人，墨子还列举了卿大夫、农夫、妇人，指出所有这些人之所以勤苦不倦地劳作，目的都是为了求得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足了，社会才能安宁，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这一切，都是“力”的结果，不是“命”的安排。不用“力”去追求，等着天上掉馅饼，那是痴人说梦。墨子重“力”非“命”，追求国家的富强，对于今天中华民族的崛起，我觉得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墨子严厉批判了“天命论”思想，认为那是“暴人之道”。因为相信命运，所以什么都不做，穷民一味游手好闲，贵族一味骄奢淫逸，其结果，用墨子的话说，“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上无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无以降绥天下贤可之士，外无以应待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老弱。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命”这个玩意儿，一直纠缠着中国人。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因为说不清楚，所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孔子不主动讨论“命”的话题，一是说不清楚，二是隐隐觉得，可能有这么个东西在影响着人，只是不便明言罢了。但是，孔子也许在潜意识中觉得有“命”这一个东西，但他是不会受制于这个东西的。要不然，孔子不会“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家的庄子，大谈“命”的话题，我们知道那著名的观点：“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我总觉得，道家是要给人找退路，所以消极中，还是有积极的亮色的。在那个战争杀伐不断的时代，人，有时候完全是身不由己的，不安于命运的残酷，又能如何？但是，比起道家的为人找退路，墨子却大张旗鼓地“非命”重“力”，为人找出路，那是何等刚毅果敢！我老是这样想，道家是老年的智慧，圆融通透，平和慈祥；墨家是青年的热血，血气方刚，热情奔放。想到墨子长途跋涉上千里到楚国去阻止楚国攻打宋国，我就感动不已。我虽是楚国的后裔，但我觉得墨子做得对呀，楚国当时是强大，但为什么要以强凌弱？墨子不认命，敢于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多么了不起！鲁迅先生写《非攻》这篇历史小说，那是向墨子致敬呀！我们这个民族，多么需要墨子的热血，来重获生气呀！　　最后提一下《列子·力命》一文。《列子》有人认为是部伪书，其照抄《庄子》的地方很多，关于“命”的观念，大多炒《庄子》的冷饭，新意不多。譬如《力命》篇中说的：“当死不惧，在穷不戚，知命安时也。”他虽然也重视“力”，说什么“农赴时，商趣利，工追术，仕逐势，势使然也”，但接着又说：“然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仕有遇否，命使然也。”因为相信“命”，“力”也随之被解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