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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在过去的史学家眼中是一个渺小人物，在现在的史学家眼中还是一个渺小人物；然而在这个渺小人物身上，却反映出西汉末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民族关系的这个侧面。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汉与匈奴之间关系的全部历史。 比起历史上的大人物来，王昭君确实是一个渺小人物，她在当时不过是汉元帝掖庭中的一个宫女。但是历史上往往有一些渺小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王昭君正是一个扮演重要角色的渺小人物。 作为汉元帝掖庭中的一个宫女，王昭君不过是封建专制皇帝脚下践踏的一粒沙子；但作为一个被汉王朝选定的前往匈奴和亲的姑娘，她就象征地代表了一个王朝、一个帝国、一个民族，并且承担了这个王朝、帝国、民族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 不管王昭君自己意识得到或意识不到，落到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重大的。根据历史记载，自从汉高帝接受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冒顿单于缔结和亲以后，他的继承人惠帝、文帝、景帝一贯地奉行这种和亲政策，先后与匈奴冒顿单于及其子孙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结为婚姻。在汉初70余年间，汉王朝与匈奴部落联盟统治集团之间，始终保持亲戚关系。但是到了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由于马邑地方的边境冲突，这种世代的亲戚关系，便宣告中断。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到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昭君出塞之年，其间整整一百年，汉王朝与匈奴部落联盟统治集团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而这种由双方统治阶级发动的相互掠夺的战争，不论谁胜谁负，对于两族人民来说，都是灾难。昭君出塞之年，正是匈奴绝和亲一百周年，很明白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一百年的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两个兄弟民族的和解，不能说不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而王昭君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角色。应该指出，昭君出塞这件事，对于汉王朝来说，是一个政策的转变，即从战争政策回到和亲政策。 和亲政策，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种陈旧的过时的民族政策，但在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却是维持民族友好关系的一种最好的办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维持民族友好关系，主要地是通过两种办法，或者是质之以盟誓，或者是申之以婚姻，后者就是和亲。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主要地是和亲政策，只有在这种政策不能发生效果的时候，才采取战争政策。因此，他们对昭君出塞是非常重视的。史载汉元帝为了纪念这次和亲而改元竟宁，就是最好的证明。应该指出，为了和亲而改元，在西汉王朝的历史上，这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另外的资料也证明汉王朝对这次和亲的重视。1954年在包头附近麻池乡汉墓中发现了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残片，据考古工作者判断，这些瓦当是属于西汉末叶的。还有传世的单于和亲砖，上面也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这些单于和亲砖，虽然没有制作年代，但和瓦当上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如果对这些遗物的年代判断不错，那么，这些印有“单于和亲”的砖瓦，只能认为是为了纪念昭君出塞而制作的，因为在西汉末只有这一次和亲，而王昭君则是最后出塞的一个姑娘。 事实的发展是符合于汉王朝的期望的，昭君出塞以后，汉与匈奴之间有50年左右没有战争。一直到王莽执政时期，由于王莽的政府推行一种分化匈奴人的政策（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又要把大汉文明强加于匈奴人（如强制匈奴单于改用汉式单名），特别是为了确立他的政府对匈奴的政治从属关系而更换“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等等不愉快的事，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才受到损害。 50年的和平，在历史上不是一件小事，而这50年的和平是与昭君出塞有密切关系的。当然这种和平的出现，不完全是王昭君个人的作用。作为一个个人，不论王昭君生得如何美貌，也不论她具有多大的政治才能，都不能转移作为一个部落联盟的匈奴统治集团的政治方向，至多只能从匈奴单于获得对她个人的宠爱和信任。西汉初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西汉初，尽管汉王朝不断地与匈奴单于和亲，但并没有因此而免于匈奴部落贵族的侵袭，只是没有使这种侵袭发展成为真正的战争而已。 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恢复，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公元前一世纪所形成的客观形势的必然趋势。当时的客观形势是：一方面匈奴已经由于部落贵族之间的分裂而趋于衰落；另一方面，汉王朝也进入了它的全盛时代的末期。在这种形势下，双方都无力发动侵略对方的战争，特别是双方的人民，都迫切地想望和平。甚至一部分匈奴贵族也由于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而感到必须与汉王朝和解才能稳定自己在匈奴部落中的统治地位。匈奴呼韩邪单于之决定款塞入朝，和汉王朝恢复友好关系，就是接受以匈奴贵族左伊秩訾王为首的主和派的意见。 和平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不能就得出班固所说的“和亲无益”的结论。不可想象，假如当时的汉王朝拒绝与匈奴和亲，单靠历史的必然性，就可以自动地发展出50年的和平。 史实证明，在昭君出塞以前，这种形势是存在的，但并没有因此而导致和平，甚至在呼韩邪单于两度入朝以后，汉王朝还不得不在它的西北边境线上保持相当的军事戒备。 和亲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史载汉元帝以王昭君赐呼韩邪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虽然汉王朝没有接受呼韩邪单于的建议，但从此以后，双方都从思想上撤销了仇恨的堡垒。燃烧了一个世纪的烽火熄灭了，出现在西北边境线上的是和平居民的炊烟。 一直到王莽执政时期，汉与匈奴双方还在利用王昭君的关系来缓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史载汉平帝时（1—5），王莽曾邀请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访问长安。天凤五年（18）匈奴单于又派遣须卜居次云及其婿须卜当、儿子须卜奢，还有王昭君次女当于居次的儿子醯椟王（醯椟王中途回去了）再度出使长安。王莽把他的庶女陆逮公主王捷嫁给须卜奢。在汉王朝方面，也曾于天凤元年（14）派遣王昭君的侄儿和亲侯王歙、歙弟骑都尉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贺单于初立。天凤二年，王歙又再度奉命出使匈奴。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通过王昭君个人的关系进行的。 很明白，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是标志着汉与匈奴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而王昭君在友好关系的恢复中起了很大的 作用。 〔节选自《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载《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标题为编者所拟。作者为我国著名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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