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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不忘乱,安不忘危

  在小学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名叫《中华民族的最强音》的课文,讲述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从创作到定为国歌的过程。课文的最后一句是:“唱起它,就会居安思危,振奋精神,为保卫伟大的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确实,每当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总会回想起中华民族曾经面临的一个个危难关头。如今,中国早已摆脱了民族危机,逐渐繁荣富强起来,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贪图安逸,而是要懂得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居安思危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应该植入每一个人的心里。  居安思危思想的历史源流  所谓居安思危,指的是身处安逸的环境中,仍然能够考虑到可能面临的危险,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危机感”。  春秋时期,晋国征服了郑国,郑国君臣为了讨好征服者,不仅献上了兵车、武器等军事装备,还进献了三名乐师、十六名能歌善舞的女子,以及成套的乐器。晋国的国君晋悼公为了奖赏大夫魏绛的功劳,把一半的乐队和乐器赐给他,说:“您之前教导我搞好和戎狄的关系,把国力用在整合中原诸侯上。我在八年中九次与诸侯会盟,就像乐队演奏的乐曲一样和谐。现在,我希望与您共享这美妙的音乐。”魏绛听了晋悼公的话后,并没有表现得受宠若惊,反而讲了一番大道理。他说:“能与戎狄搞好关系,这是国家之福。多次与诸侯会盟,关系和谐,这是托您的福,也是诸位大夫的功劳,我没出什么力。不过,我希望您在享受的时候,也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做。《诗》中说:‘快乐的君子,为天子镇守邦国。快乐的君子,福禄都集中在他身上。善于治理附近的属国,于是大家都顺从他。’音乐可以培养德行,坚守义、礼、信、仁,这样才能镇守邦国,享受福禄,使远方顺从。《书》中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我希望能以此规谏您。”晋悼公很高兴地接受了魏绛的规劝,并坚持将乐队和乐器赐给了魏绛。大概是因为懂得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道理,在此之后,晋国越来越强大了。  居安思危的思想并不只出现在晋国,而是春秋战国时期有识之士的共同认知。解释《周易》的《易传》产生于战国时期,其中有很多与此含义相近的句子。比如《既济》卦的《象传》就说:“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意思是:君子想到可能发生的灾难,预先作出防范。《易传·系辞下》也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种预判危机将会发生,于是提前作出预防的做法,正是“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最好注解。  先秦时期,许多思想家也说过类似的话。比如墨子就说:“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这里的“卒”,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突发事件”。墨子的意思是:不在平时考虑好应对各种变故的方法,突然发生紧急事件,就会手足无措,甚至会忙中出错。又如孟子说:“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这是引了《诗经》中《豳风·鸱鸮》的句子,以及孔子的评论,来说明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意义。再如荀子也说:“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其观点近于前文中《易传·系辞下》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乱。”  春秋战国之后,是秦汉两个大一统王朝。虽然在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朝——国家权力相对集中,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但居安思危的思想仍然没有被忘记。汉武帝喜欢打猎,而且在打猎时还喜欢亲自和猛兽搏斗,当时的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就上书劝谏说:“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意思是:灾祸本来大多藏匿在隐蔽细微之处,因为人们轻忽了这些细节而发生。司马相如这么说,是希望汉武帝不要因为喜好亲自捕猎野兽,而疏忽了对自身安全的保护。这大概也可说是个人角度上的“居安思危”吧。  另一著名的“居安思危”言论,出自西汉文学家扬雄的《冀州箴》。所谓的“箴”,是一种格言短文,周天子曾要求“百官献箴”,以此为鉴,纠正自己的错误。《冀州箴》就是扬雄以冀州官员的口吻拟作的一篇“箴”。冀州地处今天的河北一带,在当时是经济实力数一数二的发达地区,赵、魏两个战国时期的大国都从冀州起家。然而,赵、魏二国由于国策不当,都走上了“初安如山,后崩如崖”的道路。鉴于这一历史教训,扬雄警告统治者要“治不忘乱,安不忘危”。这是今人大多没有注意到的一句话。  到了唐代,宰相魏徵曾经劝谏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他的理由是:“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冶矣,思所以亡则存矣。”魏徵之所以要特别向唐太宗提出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是因为唐太宗统治十几年后,渐渐丧失了励精图治的干劲,喜好享乐、不恤民力的事情时有发生。魏徵是隋末群雄混战的亲历者,目睹了隋炀帝因役使百姓过甚而激起百姓反抗的全过程。他担忧唐太宗会重蹈隋炀帝的覆辙,所以警告说:“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此外,民间也流行着很多关于“居安思危”的俗语,比如“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这句话常被父母用来教育子女注意节俭、不要浪费,我们也常常把它当成倡导节俭的格言。在“有日”能想到“无日”,不也是居安思危的一种表现吗?  总之,居安思危思想自古有之,在古代,上自君主、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居安思危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居安思危,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不外乎“多想一些”罢了。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其内涵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大致包括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居安思危的思想是建立在认识自己、认识现实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思想的现实性。居安思危思想能在我国古代长期流行,与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有关,也与历史上的一个个鲜活教训关系很大。我国古代以农业为立国之基,而农业又与气候关系密切。当年风调雨顺,农民就可能丰收;若旱涝不时,农民就有饿死的危险。而这些自然灾害偏偏还不是人力所能消除的。为了规避灾害带来的风险,古代的学者们就主张,一户农家耕种三年,收获的粮食除上交国家和自己消费外,还要保留足够自家消费一年的积蓄,以此作为抗灾的“家当”。这种通过勤俭持家来备荒备急的思想,可说是最简单又最纯粹的“居安思危”了。  在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代,需要居安思危的不单是农民。如果作为“兆民本业”的农业出了问题,统治者一样是在劫难逃的。所以,我国古代的统治者虽然在某些具体政策上有不同的思路,但大多数都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图匮于丰,防俭于逸”这句话,出自西晋文学家潘岳的《藉田赋》。“藉田”又叫“籍田”,指的是天子、诸侯为表示重视农业,举行的一种亲自耕种的仪式。潘岳创作《藉田赋》,主要目的当然是为晋武帝唱赞歌,但他在赋中也表达了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图匮于丰,防俭于逸”,意为“丰收的时候,要想到可能有歉收的年份;过着安逸的生活,也要注意困乏的可能”,这是从君主的角度居安思危。而统治者能有这样的意识,又何尝不是从当时社会面临的现实威胁总结出来的呢?所以说,居安思危思想的内涵,首先是对问题现实性的认识。  其次,居安思危思想有着深刻的辩证性。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里的“福”与“祸”,其实与“安”和“危”有着相近的内涵。“安”和“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我国的古人虽然没有系统地总结出辩证法,但在看待具体问题时,往往有着辩证的眼光。唐朝贞观年间,名臣房玄龄就曾说过:“思危所以求安,虑退所以能进。”他说的虽然是个人进退祸福之间的关系,却完全可以用在指导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在工作和生活中,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当前的状况,平时能够多想想怎么改进,出了问题应该如何应对,“安”“进”自然就可以取代“危”“退”。反之,则难免遇到各种麻烦。  最后,居安思危强调“预为之备”,这也可以说是居安思危思想的“预防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灾难的苗头大多隐藏在细节之中,本来就很难引起人们注意,再加上当事人往往轻忽怠慢,等到问题变得严重之时,往往已经成了恶性事故。正如古语所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更糟糕的是,由于事先毫无防备,在最需要危机预案的时刻,当事人往往拿不出应对策略,只能让问题进一步扩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如果能做到居安思危,能够强化我们的风险意识,消除潜在的事故苗头,弥补现有的制度缺陷,一方面我们遇到的问题会减少很多,另一方面在遇到问题时,我们至少能够采取比较恰当的应变措施来解决它。当然,鼓励多找问题、多想对策,不等于赞成吹毛求疵,也不等于鼓励胡思乱想。找问题,想办法,必须建立在了解现实状况的基础上。  了解了居安思危思想的内涵,它的价值也就很明确了。从个人的角度说,常将有日思无日,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资源、财物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使我们的生活更有规律,消费更有分寸,也更有应对生活困难的能力;从单位、集体、社会乃至国家的角度说,安不忘危、进不忘退,能够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盲目乐观情绪,防止“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悲剧发生,避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能够指导人们较好地控制风险、减少损失,是居安思危思想中最主要的闪光点。  居安思危思想的现代价值  或许有人会问:“当代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与自我修正能力已经很强了,我们还有必要谈‘居安思危’吗?”答案是肯定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如果我们能够预先发现危机,能够提出恰当的防备措施,就能预先对危险加以杜绝,或在问题出现时积极应对,而不至于手足无措。否则,灾难突然降临,本就容易人心惶惶,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付,后果将不可设想。确实,科技发展带给我们很多先进的工具,我们利用其建立起完善的运输体系、储备体系、救援体系、动员体系。但是,如果灾难发生时我们事先没有制定相关的预案,再好的体系也是很难及时调动起来的。在面对灾难时,时间往往就是生命,迟了一分钟,可能都会有无法预料、无法挽回的损失。  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还会衍生出新的问题。十年前,我们或许很难想象通过网络传播引发舆论大潮,或者通过手机短信进行诈骗,但是在今天,这些问题都出现了。“老革命”如何应对“新问题”?是预见到问题的发生,事先制定方案,对其善加引导;还是闭目塞听,任由问题继续严重化?当然应该选择前者。  编者按:201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列举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15个中国古代优秀思想。本刊“资政通鉴”栏目自2015年第4期始,对这15个思想进行全面阐述和解读,至本期结束。从下期开始,本栏目将推出“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系列,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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