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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视线是有角度的，在季羡林、赵朴初、启功、巴金等一代宗师渐行渐远以后，这个世界上能让我们仰望的人已经为数不多，更不用奢望去走近了，而唯有文怀沙——这位世纪老人，因了海南这块热土的原因，我几次得以走近他。　　那是几年前，参加海南大学的一次活动，是我第二次见到文老。走近这位当年已逾九旬的耄耋老人，我除了惊叹、敬畏、感喟，以及连绵无尽的思考外，我不知还可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概括我的感受。　　而这种感受从我与文老交谈的第一句话就开始了。　　几个月前《羊城晚报》登载了丛维熙的“凝视文怀沙”，我因再早几年在朋友章汛的“紫荆花园”聆听过文老的报告而留下了这篇文章。当我把这篇文章作为见面礼赠送给文老时，没料想到，文老说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他说：“该凝视的时候不凝视，不该凝视的却又老是在凝视……”　　我不由愕然，为这句话，为这个年龄的人说的这句话，为这句话的机智、幽默，更为这句话沉淀了快一个世纪的辛酸和无奈而百感交集。　　我在愕然中还没回过神来时，话题不知什么时候就转到了《红楼梦》，文老先考问我：“读过《红楼梦》吗？”　　我点点头，心想这也太小儿科了，就像问一个中学生1 + 1。虽则我屡有对《红楼梦》的细碎和繁琐不耐烦，我更中意外国名著的磅礴和大气，但阅读中国的四大名著总归是中国文学人必修的功课呵。　　文老接着问：“《红楼梦》里有两个女人最应和宝玉有亲密关系，除了黛玉还有一个是谁？”　　我想了想回答：“是晴雯。”　　文老面露欣喜，再问：“宝玉和晴雯之间有一个绝妙篇章，可知道？”　　我回答：“是晴雯病重，宝二爷去探望时两人互吐衷肠、伤悲不已的情景。当时已气若游丝的晴雯说：‘早知这样枉担了狐狸精之名，不如做了去。’然后二人互换了贴身内衣。”　　文老击掌说：“太对了，太妙了！”　　文老又说：“这互换内衣是中外文学宝库中旷世罕见的神来之笔，将一对纯洁、多情而又无辜的男女之情和又无法冲破的阻挡之痛刻画得感天动地。而这种感动浸润了一个又一个世纪。”　　文老说，真正的爱是只管你自己爱人有多深，而不是一定要问“你到底爱不爱我”的。说这一问就成了一种交换，好比是我的爱一定是要依附在“你亦爱我”之上，而若是你不爱我，那我的爱也就随风而去了。　　文老甚至说，若是对方爱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你甚至还要巧妙地帮你所爱的人达到心愿。　　我插话：“就像前苏联名著《怎么办？》”。文老点头。　　文老说到这儿，还哼唱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他作词，由“渔光恋”作曲家谱写的一首歌。说这首歌就是表达的这种意境，还说，隔了一个甲子，依然可以让人深深感受到这种无私的爱的高尚和妙曼。　　话虽这么说，但是在场的女士无一不摇头长叹：这种圣洁得近乎神话的故事，现在已经绝版了。　　接着文老又侃侃而谈，谈爱心与激情、谈责任、谈幸福的多种内涵……　　我一边聆听，一边心中暗自窃喜不已，因为我有许多观点和文老不谋而合。而这些观点我又已写成随笔、散文，成了已经出版过的现正再版的书“海之恋”文集了，里边就有“爱心有限”，有“幸福的另一种内涵”，有“责任高于一切”等等。　　而大概正是由于有这些理论的认知和铺垫，文老在与我交谈不久，得知我有四本书即将出版后，便主动说要为我题写书名，这不由顿时让我喜出望外，仿佛中了大奖一般。　　文老不仅饱读经书、旁征博引，而且经过一个世纪的他，简直还就是一部活历史，只要说到上一个世纪的人和事，无论是谁，或是毛泽东、或是郭沫若，他都可以有褒有贬，引申出一个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来。　　比如说，话说到宋庆龄，这个令海南人引以为荣的国母，他立即就搬出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典藏来。　　他说，那是抗日战争在重庆作为陪都期间，有一次，他几乎花了半个月的薪金去参加一个慈善舞会。舞会上，他被一位偏坐一隅却又宁静、安详、气度不凡的女士所吸引，不由自主地向她走去：“夫人，可否与你共舞一曲？”　　女士欣然而起。　　舞着舞着，这女士不由发出了叹喟，她对文老说：“您有点像先生。”　　“先生是谁？您又是何人？”文怀沙惊问！　　这时才得知，原来他无意中挽起的竟是国母，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　　……　　讲到这儿，满座皆惊。先生忙制止大家说：“下边还有……”　　然后他对孙夫人说：“夫人，我们俩真是有缘。”　　孙夫人问：“此话怎讲？”　　文老说：“总理名孙文，我名文怀沙，先有孙后有文，我天生在总理之下，而夫人您也如此，那我们俩岂不是天生有缘？”　　说到这儿，大家反而不笑了，为文老过人的机智，更为这跨越世纪的、可遇不可求的、永难复制的邂逅。　　……　　第二天，文老要返京，我带着儿子给文老送去他要的木瓜。他问我儿子多少岁？儿子答28。　　文老马上说：“可不要骄傲呵，28岁是最好骄傲的年龄，骄傲可是要惹祸上身的。”　　我们正在惊愕，他又问知不知道《三国》有个叫祢衡的，击鼓骂曹招来了灭顶之灾，那年祢衡正是28岁。文老说关于28岁的故事他还可以讲很多。　　可当时因文老忙着要赶飞机，为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启功先生的金版《论语》发行大典，还要去编撰《隋唐文集》，所以即便他思如涌泉，已没有时间讲更多。　　在忙碌中，文老接了一个电话，听得出对方是位女性，言谈中关切之意、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待文老通完话，我出于好奇探问是否对方遇到了问题？　　文老说：“正因为如此才要更多给予。”　　接着文老又说：“庄子早就说‘相濡以沫，莫如相忘于江湖。’生命垂危时，你给我一口唾沫，我给你一口唾沫，是可以救命，也是动人的，但莫如大家一起去到大江大湖里，那才是真正的福分呵。几千年前庄子就深知这个道理。”　　随手拈来皆是文章，天衣无缝，皆入情理。儿子不由叹道：“世上有大学问的也不少，但能如此嵌入巧妙，发挥自如的就太少了。”　　我说还不止如此，见到后生就思教诲，无类就教、不厌其烦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文老坐进了送行的轿车，还在等人，他微笑地看着送行的人们，于是，我忍不住又贴近文老说：“博大精深、学贯古今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如此高龄的更可谓屈指可数，而如此高龄又能有如此激情如你的，便真正是寥若晨星了。”　　万没料到文老听完这话后莞尔一笑，认认真真地说：“你放心，无论你怎么夸，我都不会翘尾巴的了。我知道骄傲使人落后，再加上到了我这个年龄，无论如何是不会再骄傲了。”　　文老走后两个多月，就来了电话，说他已为我把我即将要出的四本书名——《海语》、《过海的女人》、《此岸·彼岸》、《听海·寻觅》书写好了，他已经派手下寄过来了，要我查收。　　我一听，真有点受宠若惊了，虽然上次见面他就主动说过要为我题写书名，可我是从没敢奢望，也更不敢去催问。我知道他的字在京城是有市无价，因为据说他的脾气不好，若是他瞧不上眼的人来求字，倒会被他骂出门去。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表达，于是就说：“文老，文老……真是太感谢您了……要怎样谢您呢？”　　文老就说：“……怎么谢？首先不要叫‘文老’，我还没有那么老，叫先生就好，知道先生是什么意思？再说，也不用你谢，我是看着你顺眼，看你的书名取得难得的有意思，就愿意自投罗网给你写了。出书后不要忘了给我寄来就是。还有，今后我把你的邢字拆开，就叫你‘开耳’了。”　　说着文老就是一阵呵呵大笑。　　文老的字不久就收到了，他心细，每一个字写了好几张，让我挑。我深知，将他的字印在我的书的封面作为书名，自然是会让书画龙点睛，可我却好为难，因为我已经不能这么做了。原因是早在一年前，我就请一个海南的书画大师宋剑峰为我题写过书名了，而且文老的字收到时，我的书已经排好版，准备开印了。　　我考虑再三，只好用文老的字印了一个漂亮的腰封，正好把这个文集的四本书束在一起。这么做确实委屈了文老的字，为此我特别地、非常不安地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哪知文老听完就哈哈大笑：“这有什么好道歉的，这不是更好吗，和美女拦腰一握，这是多么美妙的事……”　　接着文老就说起了这“拦腰一握”的典故，好像是说的楚怀王时的事。　　遗憾的是当时我这边很吵，听不真切文老在讲什么，但我又一次为文老折服了，为他的博大精深，更为一个95岁老人难得的清晰的大脑和如潮的激情。　　之后，和文老还有过一次交往：深圳的报业集团要做一次活动，策划人希望我帮着请文老去做特邀嘉宾，开出的条件在我们看来也算过得去，除了最高的接待，还有每天不菲的酬劳。　　哪知文老一听就笑了：“还是文化活动？！中国的文化就这么廉价？我看这是一个商业活动。若是商业活动，我就要我应有的价值，如若不然，便是友情。若是开耳你请我去海南，只要有空，我就什么话不讲地飞过来。”　　我何不想请文老，但他委实太忙，要做文化节目，作健康节目，要出大书，要去美国讲学，要传承，要讲道，还要养身习性。文老要做的事情太多，文老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反之，我们又能为他做什么？只能少去干扰他，只能给他更多的祝福和祈祷，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包容。上天已经让文老展现了人类的生命奇迹了，但愿这个奇迹长些、更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