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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而有信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这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讲的一个故事。大意说：曾子的妻子上街，小儿子扯着娘的衣襟，连哭带闹，非要跟着去玩不可。曾子妻被缠得没法脱身，就急中生智地哄儿子：“儿子乖，回去吧，妈妈上街回来给你杀猪吃。”儿子当真，回家等待。　　妻子从街上回来，见曾子正拿着绳子捆绑肥猪，旁边还放着一把杀猪用的尖刀。妻子着慌了，跑过去一把抓住曾子说：“你疯了！我说杀猪是故意骗骗小孩子的。”曾子则一脸认真地说：“你怎么能欺骗孩子呢？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只会学着父母的样子，现在你欺骗孩子，就等于是教孩子去欺骗别人。做母亲的欺骗自己的儿子，做儿子的不相信自己的母亲，怎么可以这样教育孩子！”曾子说罢，便一刀宰了肥猪。　　做父亲母亲的要以身作则，给子孙后代当个好榜样，理应像曾子那样，说一句，算一句，兑现自己的诺言，决不欺骗孩子，从小培养他们诚实守信的美德。推而广之，一切做教育工作的人，乃至领导干部，都应从这个故事里悟出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是诚实守信的民族。这方面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但也要看到，由于多年政治运动和文化教育的不断折腾，现在在许多场合，诚信已为稀世之珍。有人在文章中说：“当今口是心非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言虽过重，却直肠直肚。我们确实应深刻反思，要重塑言行一致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常识和伦理，应该唾弃说一套做一套这种信仰分裂状态。回归常识。回归良知。言而有信。　　让谁满意　　战国时齐景公派晏子去治理阿城。三年后，齐景公听到许多负面反映，说晏子“作威作福”、“独断专行”、“放纵小人”等等。景公很生气，便召回晏子，表示要严肃惩罚他。晏子猜到了毛病出在哪里，就要求景公再给他三年期限，保证让他听赞美的好话。景公答应了晏子的请求。三年后景公果然听到一片赞扬晏子的声音。景公又要重赏他，晏子却拒绝领赏。景公纳闷，问他为何拒赏。　　晏子道出实情：“前三年，我一上任就抓紧管理道路，严格户籍，使坏人不能横行霸道，这便遭到车匪路霸们的攻击；我关心百姓疾苦，让大户人家减租减息，又遭到富豪们的反对；我处理案子不讲私情，写条子打招呼一概不听，又遭到达官贵人的咒骂；左右亲近的人找我开后门办事，合理合法的我都帮忙，不合理不合法的一律拒绝，又遭到左右亲近的人不满。如此三年，内外夹攻，说我坏话的人能少吗？”　　景公又问：“为什么后三年又都赞扬你呢？”　　晏子说：“后三年我改变了政策，道路不管了，户籍不查了，为非作歹的人高兴了；大户可随意增租加息，豪门满意了；处理案子按照达官贵人的意思办，达官贵人如愿了；左右亲近的人，有求必应，都得到了满足。所以后三年你听到的都是赞美晏子的声音。可是老百姓的骂声你在深宫里听不到呀！”　　原来人们每做一件事或制定一项政策，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关键是让谁满意，是让绝大多数人满意，还是只让极少数满意，说白了就是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倾听批评意见，也主要是听人民群众的声音。还要尽量多地直接听到群众意见。群众的喜怒哀乐，有的一经某些中间环节转达，往往有走音变调的情形。这对决策层把握群众脉搏，掌握基层干部功过很容易失真，甚至颠倒。　　齐景公听了晏子治理阿城前三年后三年的变化大为感动地说：“你真是个贤明的人，请原谅我的愚昧，帮助我把齐国治理好吧！”自此，齐景公把全盘国政都交给晏子掌管，又过了三年，齐国果然强盛起来了。　　食言而肥　　说话不算数，承诺不兑现，叫做“食言”。据《尔雅》中解释：“食，言之伪也……言而不行，如食之消尽，后终不行，前言为伪，故通称伪言为食言。”这就是说，承诺的事情不兑现，只讲空话不实践，跟讲假话骗人是一样的。从前对那些光会说漂亮话骗人，不守信用的人，叫做“食言而肥”。对表示坚决履行诺言、说到做到的人，赞为“决不食言”。　　《左传·哀公二十五年》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孟武伯，说话一贯不算数，说一套做一套。鲁哀公对他很不欣赏。有一次，鲁哀公在一个叫五梧的地方举行宴会，孟武伯照例参加。另有位名叫郭重的大臣也在座。这郭重长得很胖，但办事一步一个脚印，平时颇受哀公的宠爱，因而常遭孟武伯的嫉妒与讥辱。在这次宴会上，孟武伯借着向哀公敬酒的机会，又讽刺郭重：“你吃了什么好东西，长得这么肥胖啊？”　　鲁哀公听了，很觉厌恶，便接过话茬，代替郭重反击他：“食言多也，能无肥乎！”这话分明是反过来讽刺孟武伯惯于说话不算数的，而且在此盛大宴会上，当着群臣之面，出于国君之口，孟武伯听了，顿时面红耳赤，感到万分难堪。　　没有光明磊落的品格，就没有正直善良的人。“说到做到”、“言出行随”，是光明磊落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没有诚信、说话不算数的人，肯定是个名誉扫地，不受待见的人。一清如水的生活，诚实无欺的品格，说到做到的作风，是领导者最光彩的人格魅力，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对这样的带头人总是肃然起敬。反之，不但欺人，也是自欺。正如英国神学家纽曼所言：“不论多么长久地欺骗别人，总有几分是在欺骗自己，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　　守成之难　　在历代君王中有一些是开国君主，他们既打过江山又坐过江山，对“打”与“坐”的难易有过深切的体会，君臣间曾进行过深入坦诚的探讨，不乏远见卓识。　　春秋时，晋文公就思考过这件事。据《国语·晋语》记载：“文公问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也难。’对曰：‘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矣！”　　唐太宗李世民也与侍臣们讨论过创业、守成的难易。《纲鉴合编》中记载：“上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创业难矣！’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我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魏征与我共安天下，尝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于诸公慎之。’”　　晋文公打天下时，以为打天下难，坐天下易；待到坐天下时，面临诸多始料不及的难题，才知道坐天下更难。而唐太宗李世民则认为打天下和坐天下都难，但是他明智地注意到，打天下之难“已往矣”，主要矛盾已转化为坐天下之难了，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守业的问题则需要我和诸君谨慎对待啊！”　　不论什么朝代，当他还为夺取政权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时，一般来说是没有多少富贵可言的。取得政权后，成了统治阶级了，可以发号施令，指点江山，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都处于优越的地位，特别是权力机关和手中掌管一定权力的人，都可能在物欲和赞美诗面前发生程度不同的异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夺取政权时手中没有印把子，每一刻、每件事都要得到民众的满意和支持，才可能站稳脚跟生存下来，民心向背与政权属谁是一致的；得到政权后地位发生了变化，有的人不再把群众放在眼里，指手画脚，独断专行，挥霍无度……这种种现象，封建社会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社会主义社会也难以完全避免。唐太宗之言“守成之难，方当于诸公慎之”，对我们依然适用。　　舍愤怒 得信用　　贞观之初，朝廷广泛选拔人才，其中有人谎报官级和资历。太宗令谎报者自首，不自首处以死刑。不久有一个谎报者被查出，尚书戴胄根据法律判处流刑。太宗不高兴：“我当初有诏，不自首的处死，你们按法判他流刑，这不是向天下表示了我言而无信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向天下公布的大信用；您当时的那句气话，‘不自首就处死。’只是陛下一时的愤怒，现在交给法律处理，就要尊重法律。这正是忍耐小的愤怒而保持大的信用。臣私下里很为陛下珍惜这一点。”太宗说：“我的话与法有不符合的地方，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担忧的。”　　这是个“权力”与“法律”的问题。　　有人问：是权力至高无上？还是法律至高无上？一般情况下，权力与法律都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如果这两者出现矛盾，发生冲突，理性地说，权力一定要服从法律。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在权力（官吏）之下，那又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柏拉图没有十分清楚地回答，但是历史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贞观政要》记载的这段故事说到底不是皇上和尚书的冲突，实质是权力与法律的冲突。戴胄的表现很好，对皇上盛怒之下的过激言语、愤怒心情，表示理解，但是案子交到法律部门以后，法律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些话语也多是给皇上“打圆场”。唐太宗李世民的表现也很好，听了戴胄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谏，有反思，立马改变了立场，也站到“法律”的一边，还给自己找了个借坡下驴的台阶——“我的话与法有不符合的地方，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担忧的。”这是一篇先贤讲法治的好教材。　　虔诚的反省　　东汉初期，有个姓“第五”的人，他是个为人正直，办事廉明的清官。《后汉书·第五伦传》中说，他做“会稽太守”的时候，曾亲自铡草喂马，妻子也执炊煮饭，操持家务。第五夫妇俩在当地名声很好。　　有一次一位很了解他为人的朋友问他：“像你这样事必躬亲，为官清廉的人，可称得上没有私心了吧？”　　第五回答说：“有个朋友，求官于我，送我一匹骏马，我虽然并没有收受，至今也并没有推荐他担任什么官职，可是每逢推荐官员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想起这个人来。还有，我的侄儿病的时候，我一晚上起来十几次去看他，看过后再去睡觉，每次都能睡得很实；可是我儿子病了的时候，我也同样一次又一次地去看他，但是看过了以后，心里还是牵挂着，通夜不能入睡。想想这些情形，还能说我毫无私心吗！”　　曾子（曾参，孔子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我每天在三个方面反省自身：替人家谋略是否不够全心全意？和朋友交往是否不够诚实守信？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了？“三省吾身”，是为人的一种很高的自责自律自省的觉悟。东汉时的第五，讲人品已属于第一等了，可是他通过日常待人处事品评自己，还是在对人对己方面找出了内心深处存在的某种“私心”。一个清廉高尚的人，从来不过高地张扬自己的行为，总是以“严格自律”的精神反省自己的言行，他们的过人之处越多，越能高标准地发现自己的不足。“会稽太守”第五就是这样严谨要求自己的人，是一位人品格调都令人仰视的人。写到这里让我想到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说过的一句话：“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清风两袖　　古代称誉官吏廉洁奉公，不贪不占，往往谓之“清风两袖”，意思是：只有两袖清风，别的不该有的家产财物一概没有。　　明朝人都穆的《都公谭纂》卷上所记于谦的一则故事，介绍了“清风两袖”这句话的来历。　　于谦是明朝颇有政绩的清官，也是出类拔萃的诗人。他在明宣宗、英宗、景宗各朝，都做过不小的官。封建社会的官，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营私枉法。在外地做官或京官奉差外出的，更乘机搜刮民财，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进京时，还要搜罗大批贡品礼物，献给皇帝和送给朝中权贵，以博取欢欣，或高升晋级，或得以重赏。而清官于谦却不买这个账。据说于谦做“兵部侍郎”时，有一次巡抚河南，回京那天，没带任何贡品和礼物，却带回一首诗：　　绢帕蘑菇与线香，　　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　　绢帕、蘑菇、线香，都是民间土特产，一般官吏常以这类物料，作为礼品，带进京去。于谦在诗中说，这些东西本来是供百姓享用的，只因官吏征调搜刮，它们反让百姓遭了殃。于谦反其道而行，我什么也不带，只带两袖清风进京去朝见天子，免得遭受老百姓骂娘。　　贫不足羞。不为一己私利给达官贵人送礼，更是一种知羞耻的人格魅力。一个官员不仅要为自己保持廉耻，而且应该为整个官场保持廉耻。官员理应恪守为官的道德规范，如果因为你一人的行为伤害了为官的廉耻，就意味着污染了整个官场。可谓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明年无鱼　　《吕氏春秋·考行览·义赏》篇中讲了春秋时晋文公“城濮之战”中的一段故事，发人深省。　　晋文公亲率大军同楚军大战于城濮（在当时卫国境内，今山东鄄城西南），召咎犯（即狐偃，晋文公之舅）而问曰：“楚众我寡，这仗怎么打才好？”狐偃回答：“我听说礼节繁冗的国君，对文采从无满足；频繁参与战争的国君，对欺骗从不嫌多。您不妨就欺骗欺骗楚国吧。”文公将狐偃出的主意告诉了雍季（晋文公之子），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雍季所言大意是：排干了湖水捉鱼，怎么能捉不到鱼呢？但是第二年就再没有鱼了。焚烧水浅草茂的泽地去打猎，怎么能捕不到猎物呢？但是第二年就无猎可捕了。欺骗的方法，即使现在苟且可行，但以后可再不能用了，它不是长久之计。　　晋文公采用了狐偃的计谋，在城濮大战中打败了楚国。回国后晋文公论功行赏，把雍季之功记在狐偃之上。文公左右人等劝谏道：“城濮大战之功，是采用了狐偃的计策，可是行赏时却把他排在后边，这不太合适吧！”文公反驳说：“雍季讲的道理，世世代代都能受益。狐偃的计谋，那只是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怎么可以将一时之功摆在百代受益之上呢？”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也发表了感想，他说：“面临危难使用诈术，足以退敌。战胜归来尊敬贤者，足以报答有道德的人。晋文公虽未能始终不诈，但亦足以表现了霸主的范儿。”　　雍季对“竭泽而渔”的批评是很尖锐的，对今人亦不无教诲。生活中为了眼前利益而排干湖水的“打渔人”并不鲜见。荀子在《不苟》篇中告诫人们：“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瞻前顾后”从来都是成功者必备的智慧，眼光浅薄的人往往把利害混淆起来，故只见利而无视于害，或只见一时蝇头小利，却忽略了长久而斗大之害。政府曾提出过“藏富于民”的口号，这是个好政策，不论是各种收费或缴纳赋税，都要充分考虑到缴纳者的实际能力，考虑其承受度，且从发展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的角度出发，不要摘桃子时连桃树也伤害了。　　雍季还说“诈伪之道”“后将无复”。这也是官场商场要终生牢记的箴言。朱熹在《答吕子约》一文中说：“谋不忠，则欺于人；交不信，则欺于友；传不习，则欺于己欺于师。”是否可以再续一句：“官不为，则欺于民。”实现一个诚信社会不容易亦容易，关键在于政风清廉，官员诚信。　　每事问　　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历代统治者都尊奉他是天生的“圣人”。但是他自己却很清醒：“余非生而知之者。”他说自己不是一生下来就有学问。　　《论语·八佾》上说：“子入太庙，每事问。或问：‘孰谓邹人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知礼也。’”　　太庙，是国君的祖庙。孔子去太庙参加鲁国国君祭祖的典礼。他一进太庙，就向人们问这问那，几乎每件事都问遍了。当时有人讥笑他：“谁说‘邹人之子’，懂得礼仪？来到太庙，什么事都要问。”孔子听到人们对他的议论，解释说：“我对于不明白的事，每事必问，这正是我要求知礼的表现。”　　“邹”是当时的县名，孔子的出生地，在今山东曲阜县东南十里西邹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邹县的县官，所以当时有人管孔子叫“邹人之子”，意思有点像是说，孔丘是邹县的“官二代”。　　那时，卫国有一个名叫孔圉的大夫，死后谥文，所以后来人们也叫他孔文子。孔子的学生子贡为这事问过孔子：“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这话载于《论语·公冶长》，是说：孔圉聪敏而勤学，肯于向地位在他以下的人请教且不以为耻，所以用“文”字作为他的谥号。　　“问”是求知的一扇大门，学问学问，“学”者必问；“？”是个象形符号，很像一把钥匙，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当下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少不了一个“问”字，下基层“访问”，“问寒问暖”，尤其要“问计于民”。贯彻“八项规定”也好，横扫“四风”也好，到底贯彻得怎样，是真扫了还是假扫？要问问群众，自己说的不算，喇叭里说的也不一定算，群众说的才算。还有工作中经常会出现各种难题，光靠领导人拍脑门子不行，要迈开双脚，走向群众，问计于民，到老百姓中间去找“诸葛亮”。问行家里手，找专家学者讲课，这都不难，难的是眼睛向下，真心诚意地请教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宋人张载说：“人多是耻于问人，假使今日问于人，明日胜于人，有何不可！”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史记》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这本书的《尽数》一章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流动的水不会腐败发臭，转动的门轴不会腐朽生虫，这是因为它们在不断地运动。　　晋人程本写过一本《子华子》，也说：“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户枢之不蠹，以其运故也。”宋代张君房编撰的《云笈七签》还说：“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其劳动不息也。”　　这些说辞均源于《吕氏春秋》，意思大体一致，强调人们要在“流动”、“活动”、“运动”、“劳动”中，保持身体健康，生气勃勃。　　物质和人体的良好状态，靠“流动”、“活动”、“运动”、“劳动”；而人的思想要保持良好的品质，须有诸多修养和锤炼，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内因是根据，故自我批评尤为重要。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欲左右天下的人，须先能左右自己。”一个人有没有自爱、自尊、自重、自制和自信，往往都与有没有自我批评关系极大。自我批评就是为自己的言论、行为、得失……寻觅法律和道德的依据，合则为，不合则弃。像古人那样“吾日三省吾身”，自尊自重，做一个不沾染低级趣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