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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北京，最想去的地方便是天安门。　　今年重阳节的第三天，吃罢早餐，我走出招待所，呵，天气真好，像海水一般蓝的天空，贴着窗花似的白云。皇城根那条古老的街道，车如流水，八九点钟的太阳透过行道树的树叶将斑驳陆离的影子筛在人行道上，“好清凉啊！”我这南方人神清气爽。　　“准备往哪里去？”同行的小程问。　　“向前吧！”我陶醉在悠闲之中。　　有个老妇人，北方称呼大娘吧，牵着一条狗迎面走过，那是条穿衣服的洋狗，我瞅了一会儿，想讨教狗的名字，可那位妇人正乐着一边走一边跟她的爱狗唠叨。九号院门前的休闲小广场也只有两三个居民在站着说话。　　我惬意这京城大都市的闹中有静。　　往左拐，很快进入了府右街，高墙围着看不见底的深院，持枪的士兵把守着敞开的大门，刚才还闲适的心情倏地严肃起来，肌肉绷紧了，汗毛也不东倒西歪。　　“是要去天安门广场吧？”小程猜出了我的心思，一边大步地跟上我，一边嘀咕：“去天安门，早点打个车，又快，又不受累。”　　天安门，在我心中是个神圣的地方。儿时上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课便是《东方红》，题头上画着天安门，那城楼高——到了天上，红球球的太阳正从城楼的背后升起。没读两年，村村寨寨传出歌声：“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天安门是世界人民的心脏，成群的大哥大姐戴着红袖章、举着大红旗、打起背包奔向天安门。几个月后，他们回家了，手里捧着一张照片：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着大手。大哥大姐的神情就不用提了：兴奋、骄傲、神圣，让围着的一圈人瞪大了眼睛。　　就在那一刻，我萌生了去天安门照相的欲望。　　27年前，我在北方的海边参加完一个研讨班，回程路过北京。那时候的火车真是不快，一坐就是二十多小时。北京站乘公共汽车，路过前门大街，一眼瞄见天安门，心头狂的一热，像是突然咽下了一口滚烫的开水。我和同伴们同时大叫，“天安门！天安门！”引来了一车人的张望。真想跳下车去……那天的天安门，特别厚待我们这群生面孔，四面八方的游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民族服装；深褐的天安门城楼，不停地叙述着古老的故事；石柱支撑的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庄严自信地秀出中华民族的骨骼力量。我们做得最认真的事，就是照相，黑白胶卷用了好几卷，耗费了我这个宣传干事一季度的器材。　　以后，到北京的次数多了，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去趟天安门，一定要照张相，即使时间紧，也要坐坐车转一圈长安街，拜谒那象征皇权的城楼。　　今日的长安街，刚刚经历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地面上铁军的步履还未抹去，天空中雄鹰的轰鸣犹在耳边；那群星簇拱的天安门城楼，更像一位从远古而来的谦谦君子，在秋风秋阳的装扮下风姿绰约，博大精深，笑对摩肩接踵的游人。啊，人真多，潮水的浪头也有间歇，而天安门前的人流，始终如此壮观，从入口处的安检门一刻也不停地流向广场。广场里，那导游们手举的标志旗，红的、黄的、绿的，远远望去熠熠生辉，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彩旗下聚集着成群的游客，多的三五十人，少的七八个。他们像群守纪律的学生，听讲解，看景致，更多的是照相，全团合影是必须的，摄影师也很逗，镜头对准大家，高声叫问：“北京美不美？导游好不好？”引来一声声“美”与“好”的回答，口大开，满脸笑，咔嚓咔嚓，快门一声声地摁响。一个看上去接近四十岁的女摄影师头戴长舌帽，套一件不很合身的摄影背心，兜里塞满了照相材料，肩上背着照相机和印相机，印相机袋子下方连挂一个照相师的招牌，长度超过了膝盖，几张天安门前的留念照镶嵌其中，算是样品。她正与一对年轻游客看样片谈生意。我凑上前来，样片上有年轻夫妻和老人的合影，也有老人的单照。交谈中得知，这家人来自安徽农村，他们说：父母老了，不一定有机会再来，照张照片留作永久的纪念。　　我看了一下，女摄影师的手艺还可以，于是，花十元钱，请她给我和小程合照一张。这位女摄影师是河南人，到天安门广场照相谋生近二十年，丈夫在北京开货车，两个孩子在北京上学。我问她：一天能照多少张？她说：有时多，有时少，多的时候一天可照一百多张。我一算，10元一张，收入不菲。　　旁边是一位男摄影师，高挑个儿，很标致，他推销有术，不像其他人那样硬生生地把招牌送到你跟前说：“照张快照吧，两分钟取相！”他专找旅游团，推出了几种产品，最受欢迎的是成册经营，这个册子有五六页，北京著名的风景照齐全，另嵌一张游客照，每册20元。　　我好奇，不知广场有多少摄影师，问了几个人，都说不准，大概几百个。也有摄影师埋怨生意不好做：如今又是“傻瓜”，又是手机，还有什么自拍杆，大多数游客都可以自己照。　　这天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老人照相的多，一群人围着一两个老人，儿孙们跑前忙后，老人们满脸含笑，其乐融融，其中不乏行走不便的老人，有的单手拄着拐杖，有的由子女搀扶，有的坐着轮椅。我恍然大悟，孝子们正在陪老人过重阳节，难怪今日的阳光如此和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