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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丰三年农历二月初一，黄州迎来苏轼。　　黄州是长江南岸一个境况穷苦的小镇，苏轼是一个仕途失意的贬官，二者相逢，俨然落后与落难交集，竟结出双赢之果——黄州有幸，迎来苏轼，结缘三年，回报丰厚——万古流芳，声名赫赫。而黄州，则幻化出东坡先生。　　从乌台诗案中死里逃生后，苏轼丢了太守职位，被贬至黄州，监视居住，安慰性地给个团练副使衔，但是俸禄被夺。这一年，苏轼44岁，上虽无老，下却有小，一大家子人，全等着他的俸禄过活。　　收入骤断，日子该如何过呢？苏轼“私甚忧之”。生活陷入困境，自然要穷则思变。在给秦观的信中，苏轼细道窘境及节流之法：日用不过一百五十文，月初取四千五百文，分为三十份，挂屋梁上，每日早晨举画叉挑下一串，节余的用于待客。如此节约，“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估算下来也就两万文左右。　　宋代官员俸禄比较丰厚，太守的标准工资是两万五千至三万文。苏轼做官二十多年，两万文称不上存款吧？尚不及他当太守时一个月的俸禄。这说明什么？一是不善于理财，开销较大，正如他书告友人“俸入所得，随手辄尽”；二是为官清廉，不涉贪腐。　　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苏轼曾有此意。但身居黄州，不谋食一家人就要喝西北风，所以即便是文坛领袖，他也要为稻粱谋。　　到达黄州第二年，苏轼身体力行务农，脱下长衫，换上农夫短衣，耕种黄州城东十多亩荒废坡地，种稻种麦，侍弄菜圃，栽桑树，种茶树。他曾经生出的弃官为农的想法意外实现，自号东坡居士，过上了诸葛亮躬耕陇亩、陶渊明采菊东篱下般的生活。　　逆境，对苏轼而言是一种砥砺，没有谪居黄州三年的盘磨，便不会有《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这样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