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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未经打磨的歌手，这本是个让人绝望的职业，但我也许是积了若干辈子的善，导致我跌跌撞撞唱了两三年，居然能靠它生存下去。在我多年前开始自学弹吉他的时候，卖唱为生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人们早已把“音乐免费”当作是理所当然，如果下载一首歌需要花哪怕只是一块钱，大概都会有不少于九位数的人出来反对。　　我有一位名唤“光爷”的兄弟，认识他那年我十六七岁，正在准备学校的新年演出。一日，我龟缩在学校体育器材室里弹琴排练，只见一身材不弱于我的壮汉，穿着校服，提着半瓶二锅头欣喜而来，二话不说，抢下吉他就高歌一曲，水平之差空前绝后——简直和我不相上下。此人便是光爷，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俩一直混在一起。　　我从小就很偏激很极端，并且喜欢到处吹嘘我的偏激和极端思想，光爷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同道中人。两个极端的人碰到一起是挺可怕的，这导致高考时我俩语文成绩分列年级前二，数学成绩同属倒数五名内，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多年后，我背着吉他在大街上偶遇中学时的政教主任老柴，谈笑片刻，我拉着他在路边小饭馆吃了顿饭，我们像老友般攀谈。当晚，我就把光爷从远在顺义的地铁施工现场叫了出来。那时候，他正一边忙着工作上的各类应酬，一边准备着结婚的事。于是，某隆冬积雪之日，夜里两点半，两个喝醉的青年，每人一手捧着一罐热乎乎的“牛奶仔”饮料，一手捏着一根能剥开吃的橙色冰棍，坐在北四环边儿的马路牙子上，非要等着看日出。据后来回忆，我二人当时达成的共识是：光明就在今日。　　那是我们中学毕业之后罕见的几次见面之一。从前我们都是专走“邪门歪道”的人，如今，我奋不顾身地把邪门歪道发展成了职业，他却把邪门歪道深藏心中，每天指挥工人修地铁。可我总觉得我是大愚若智，他才是大智若愚，因为，这些邪门歪道居然有着一个那么好听、那么光明的名字：理想。　　说实话，中学时的所谓理想，我刚上大学就给忘干净了。在我看来，所谓成功者，便是从大学里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我在大学这个“泥潭”里乐不思蜀了一年之久，直到在后海酒吧遇见任东。　　那日我闲逛后海，被酒吧街一路的恶俗歌曲搞得头昏脑涨，却突然双耳一澈，听到有人在唱李志的歌，便欣然入座，坐定又听他唱了几首。很快，我那潜藏已久的歌手梦又膨胀起来，坚决地掏出20块钱，要求自己唱一首。当晚，我和这个叫任东的歌手在烧烤摊唱到次日早晨，几天后他打来电话，想让我做他小型专场演出的嘉宾。　　演出那天晚上，我战战兢兢地唱了几首自己的歌，散场时却被酒吧老板叫住，由此定下了我平生第一次个人专场演出的事。　　我在北京的各类场所唱了一年，结识了马頔、尧十三等挚友，开始幻想着也许唱歌真的能养活自己，偏执狂也应该有春天。　　又过了一年，当我和摩登天空签约时，我又想起了光爷，更确切地说，是想起了没能把邪门歪道发扬光大的人们。我开始录制我的第一张专辑，并每天都被制作人、录音师和乐手们的各种奇妙想法和专业精神所震惊，也第一次无比真诚地学习起来。我知道我饿了很久，太需要这些营养补给。　　我一直想给光爷打个电话，约这厮出来小酌，最终还是怕他心中的邪门歪道蠢蠢欲动，搞得他无限忧郁，所以没有打过去。刚才我拨通他的电话，跟他说我写了一篇文章，里面写了他，把他半夜一边撒酒疯一边喝“牛奶仔”的故事写了进去，并戏言：“你可别告我侵犯你的什么什么权啊。”光爷明显是在饭局上，有领导在身旁，便用他不敢以私废公的语气教导我：“小宋啊，那叫名誉权，做人要懂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