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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期，河西路名为“中街”，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改名河西路并沿用至今。贵阳建城以来，直到上个世纪末，河西路的形态虽随着朝代的转换而演变，却从来没有断裂过，它总是循着城市的发展脉络延续下来。但如今，“中街”的故事——已在隆隆的挖土机轰鸣声中黯然结束。 源头始于贵阳城区东北鹿冲关半山腰，经茶店村顺流而下，过大营坡，在城北盐务街口形成河道，纵贯市区后，从城南六洞桥汇入南明河，它就是贵阳的贯城河。 这条河与市中心中华中路平行的—段，它的东面是河东路，西面自然就是河西路了。河西路，因贯城河而得名。 一 清朝末期，河西路名为“中街”，一个“中”字，道出了这条街在贵阳城的显赫地位，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改名河西路并沿用至今。民国时期尽管改了名，但老街坊们一直习惯河西路为“中街”。虽与商业中心的大十字近在咫尺，然与之比肩的河东路靠大十字更近一步，但这个“中街”的头衔却偏偏给了河西路。究其原因，当年河西路形成后，河东路原址还是清政府的“贡院”，河东路的形成远在河西路之后，故河西路当仁不让地享有“中街”称号。 早年的河西路，长160余米，宽仅10米，两边人行道不足两米。街道南北走向，南向与中山西路，北向与省府西路呈“工”字相接。实际上，跨过省府西路继续向北延伸，直到与公园北路相接，也仍然是河西路，但这里是“半边街”，西侧是—排低矮的民房，东侧就是贯城河，中间一条便道，最宽处两三米，最窄处不足一米，一年四季泥泞不堪，大家习惯称之为“河沿坎”。河沿坎自民国以来就是一条很穷的街，几乎全是住家户，直到它被拆迁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房屋。故在老贵阳人的印象中，“中街”也好，河西路也罢，是不包含河沿坎的。 我的二太爷（爷爷的二哥）民国初年就来到河西路并定居下来，后来，曾听当年随他一同来到河西路的老姑太（二太爷的妹妹）很气派地讲，“我们高家半块大洋恰（跨）进中街。”老姑太的豪气是有道理的，当年她和二哥就揣着这“半块大洋”在“中街”打拼创业，后来果真在这儿置下了一片房产，除了院子，楼上楼下三十几间房。20世纪30年代，除了他们—大家子住在这JL，这片房产还租与人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旅社和澡堂。抗战时期，为躲日机轰炸，我爷爷全家搬至野猫井，以后爷爷每次进城，都住“中街”二哥家。 1949年政权更迭，位于河西路南头的这片“河西路9号”房产被新政府“征收”为市委宿舍的建设用地。房产的主人，我的三伯伯交出了房契。此时二太爷已去世，留下老姑太和她的侄儿（我三伯伯）一大家子十来口人，被迁到街对面的两间破板房居住。 “当时政府要要，哪个敢不给哟，而且你家有那么多房子，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你想想，刚解放那哈，哪个敢当地主资本家？我爸爸就把这片房产交了。楼匕楼下还有院坝，好大一个地方啊，一样手续都没得，只是让他当了一回人民代表。”当年才十来岁的堂姐高敏丽，提起这段往事，记忆犹新中迅心有余悸。 而比她小几岁的堂兄高长卿清晰地记得，当时政府给了2000元钱。从此，这片房产便黄鹤一去不复返。 实际上，河西路类似的房产也都同样下场。我们家住的23号大院，是黄家私房，一样被化私为公，只是它的质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由“改造”到“定息”到“停息”而莫名消失。而三伯伯的这片私产遭遇的却是“突然死亡法”，一夜之间房主易人。 二 新政权时期，比之河东路，河西路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一是官方的进驻，其二是商业业态的多样化。 市委机关选址中山西路的中山公园后，与之毗邻的河西路离市委办公地点5分钟路程，十二分便捷；离公安局不到5分钟路程，百分百安全。于是，这条街西侧的一半成了官方的宿舍，南接街头的味莼园，北抵中段的河西路粮店。在老贵阳的“中街”，新政权的国有资产便这样迅速地在河西路聚集了。 老字号“味莼园”、“勇力饭店”和关系民生的“河西路粮店”相继在这条街开张，加上民国年间原有的“白志祥骨伤科诊所”、“郑家花圈店”等传统业态，使河西路的商业服务范围扩大到本市以外，成为不仅仅是河西路人的河西路。粮店的服务对象涵盖了周围几条街，味莼园则是全城市民追捧的“打酱油”之地，而著名的白志祥骨伤科诊所所和郑家花圈店已是除本市外，招引省内各地慕名上门者的老牌商家。 由于官方的进驻，从20世纪50年代初，这条街的两边形成了官民相望的格局，西侧大多为单位大院，有市委宿舍、房管所宿舍、新华书店宿舍，还有化私为公属于房管站的我们23号院落，还有屈指可数的几间民房。 西侧的官方建筑最显眼、最神秘的就是两扇大铁门紧闭的地方——河西路的人称它为“市委宿舍”，后来简称为“铁门”。这里是河西路最显赫的地方，除了那带有苏式风格的门头，一堵高六七米的水泥花岗岩灰白墙，顺大门平行十来米，煞是威严。银灰色的铁门内有卫兵站岗，平常很少打开，偶有开启，就是小轿车在出入。准确地说，它是贵阳市委的一处官邸，1949年11月军队进城后，贵阳市委在这儿建房办公。不久，中山西路的市委办公大楼落成，市委迁走，这儿改成了官邸。据说这里住过市委第一书记张一樵，但河西路的人从没见过应该算是“街坊”的这个本市最大的官。后来的另一位市委书记金风确实在这里住过，那是“文革”中墙上贴满了打倒他的大字报“暴露”出来的，同样，大家也没见过这位“高邻”。 “铁门”隔壁，接连一排新修的两层楼房屋，两个大门分为两个院落，这才是市委宿舍，为级别稍低的官员们的住家。自然，西侧的住户大多为体制内的居民。 东侧的老房屋，基本沿袭了民国时期的建筑形态，大多为木板房，最高也就两层楼。歪歪倒倒、拥挤不堪的民国年间留下来的破屋烂房与对面新建筑形成强烈的对比。而住家户或房主，自然是以此对应的城市贫民了。而东侧的住家，大多是没有职业的城市贫民。 三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河西路的道路还是沙石路，人行道是三合土，一到雨天，满脚的泥浆就从街上带回家里；街两旁的电杆是木头的，木电杆上布满了小指粗的窟窿，那是供电所的维修工人爬杆时，双脚蹬的一对钢脚钩天长日久地戳出来的。“文革”前（大约在1965年），随着全市道路的改造，河西路路面铺了柏油，人行道铺了道板，电杆换成了水泥杆，才基本像是一条城市的街道，也基本与临近的大十字般配了。 除了市委宿舍，河西路的民居民宅自来水是不到户的，整条街吃水就指望在河东路小学旁的那个水站，一到下班放学时分，满街都是水桶在晃悠；水站也就两个龙头，每到这个时候就排起了长龙。遇到停水，河西路的人就得到中山西路、大西门，甚至大十字的黑羊巷水站挑水。 河西路的童年，是值得回味的。 河西路小孩的娱乐方式基本上是“原生态”的，整条街就是他们的娱乐场。女孩子踢毽子、跳绳、跳皮筋、跳板、掷籽；男孩子的玩法就多了，纯娱乐的是跳拱背、滚铁环、蒙猫猫，比输赢有打洋画、打弹子、打pai（第一声），对抗性的有打鸡、扛马马鸡、jiu（第二声）店……这些过去岁月儿时的游戏丰富多彩，一些简单的玩具就可玩得兴趣十足，而这些个毽子、绳子、铁环、弹弓等等大多都能自己能做。有的游戏连道具都不要，玩的场所因地制宜，在街头、电杆下用粉笔划上线条，跳板、打pai、jiu店就玩上了。至于打鸡、扛马马鸡这些游戏，聚集一帮小孩，“剪刀石头布”分成两边，—声呐喊，激烈的对抗赛就开始了。技术含量高的是打弹子，在泥地上掏几个小坑，用拇指和食指扣住弹子（猫眼玻璃球），远距离瞄准小坑，打进为胜，有些像高尔夫。泥地凹凸不平，没有几个回合进不了，一旦打进，对手还可用自己的弹子将它打出，反败为胜。一场弹子打下来，满身满手都是泥，但玩得欲罢不能。弄一坨黄泥巴，在石板上啪嗒啪嗒拍成一个巴掌大的方形，将里面掏空，用冰棍签插在口子上，哈，—个蛐蛐笼就做成了…… 同河西路街两侧的官民格局一样，街面上是东侧的平民小孩的活动场地，而西侧的“大院小孩”则各自为政，基本不与街面的孩子往来，甚至有些瞧不起街上的孩子。这个界限有所破冰的，是“同学”关系。住本条街的小孩都读河东路小学，自然都成了同学，同在一个屋檐下求学，就没有官民、贫富、高低、贵贱之分了。但相互的交往是有限的，仅止于学校或自习小组的特定环境，除此而外仍然官民有别，大院小孩仍然局限于一个院内的自娱自乐。就是大院之间的小孩，除了同学关系，相互交往也极少。若干年后，在一个场合与初次相交的朋友谈起小时候，一问：你也是河西路的？再问：就住市委宿舍？最后大惊：那就在我家隔壁啊，我住粮店后面！ 同这个城市所有的街道小孩一样，拉帮结伙、招惹是非也是河西路的娃儿们的天性，特别是“文革”期间，没有学上，没有人管，于是，除了大院的小孩，满街的孩子无事便聚在一起，时而斗鸡、扛马马鸡，相互混战一气；时而纠集一伙人，追逐着与邻街的孩子打架斗殴。三伯伯家7个子女，其中三哥高长经曾经是河西路的“大王”，看见他被人扛着马马鸡，犹如骑着一匹战马，手臂向前一挥，大喊一声：小的们，冲啊！一群英雄好汉便尾随着他呼啸而去，简直和常山赵子龙有一拼，让人佩服极了。 四 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毫无例外地覆盖在河西路。在我模糊亦或清晰的印象中，上个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动员家家户户收集破铜烂铁；人民公社了，街道也学着农村搞食堂，好像就设在居委会；60年代初的大饥荒，河西路虽没有饿死人，但很多人家是挣扎在死亡线上；1963年大饥荒刚过，河西路的老少爷们正待休养生息喘口气，政治之风刮进了河西路，“四清”开始了，居委会天天晚上组织干居民们学习，无外乎读文件、开忆苦思甜会，邻居们互相揭发……日渐浓厚的政治空气终于在1966年达到了顶点。 这年6月，“文革”爆发，运动初期的南下红卫兵演讲、街头辩论、散发传单；运动深入后街道两旁的大字报专栏铺天盖地直到河西路口；派系斗争中学生组织“4·11”静坐，工人组织红卫军、工人纠察队的大游行……轮番在大十字上演，近在咫尺的河西路成了见证和目睹那个疯狂年代的桥头堡。大革命一开始就席卷到了河西路，住在这儿的官员们首当其冲，昔日森严壁垒的“铁门”和自我封闭的市委宿舍顿时大门洞开，红卫兵、造反派蜂拥而入，抄家、揪斗、贴大字报……作为“封资修”代表的白志祥和花圈店也被抄家，被勒令关门……河西路一时间成了运动的中心。 “文革”后期，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疏散下放的执行，昔日打群架的小孩、后来搞造反的红卫兵统统被领袖的一句话赶到了“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那些在“文革”初期遭到抄家、打砸、批斗的“黑五类”，也有了最终的结局，整家被遣送到农村；“铁门”里的走资派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强制劳动；有着国民党军官背景的白志祥，经营多年的骨伤科诊所被勒令关停后也被疏散下放了；几处小烟酒店、小吃店因为物资供应紧张而关门歇业；当初游走街头的货郎担被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而渺无踪影……此时的河西路，一片肃杀景象。 五 实行改革开放后，河西路有了些许变化，破旧的木屋被改造成了砖房；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临街住家改头换面都成了铺面，麻辣烫、粉面馆、美容店、小诊所布满街两旁。变化最大的是原来“铁门”隔壁的市民委宿舍大院拆了，建了一栋七八层高的大楼，鹤立鸡群地俯视着它脚下的一片小青瓦民房。但河西路的街还是那么长，道还是那么宽，它的原形还在，只是更加凌乱无序与喧嚣嘈杂。 1996年7月初，河西路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灾。一夜暴雨，贯城河水汹涌而来，整条街被淹，齐胸深的水致使家家户户沦为灾民，东侧靠贯城河的人家更是损失惨重，这是“中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灾难。住贯城河边的三伯伯家，一楼的房屋几乎没顶，大水冲走了铺笼帐被，包括后来续写家谱最珍贵的老照片。 河西路迎来华丽变身的是本世纪。2002年，在旧城改造的大潮中作为大十字广场的配套工程，河东路在贵阳市的地图上被抹掉，被大十字广场所覆盖。河西路也不复当年，成了“半边街”，东侧的民房被铲平，成了大十字广场的一部分；西侧的味莼园、河西路粮店、“铁门”、市委宿舍、民居民宅也荡然无存。在它们的原址上，两座体量庞大的高楼拔地而起。曾经化私为公的房产地产，如今又化公为私了，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这个“河东”与“河西”，却不是原来的那个“河东”与“河西”了。 来到现在的河西路，白天车水马龙，入夜霓虹闪烁，除了路牌上印有的“河西路”3个字能说明这个城市曾经有过这么一条街，让人在恍惚中拾起一些记忆的碎片，其余的一切，你可以将河西路随意认为是某个大城市的任意一条商业大街而找不着北。 贵阳建城以来，直到上个世纪末，河西路的形态虽随着朝代的转换而演变，却从来没有断裂过，它总是循着城市的发展脉络延续下来。但如今，“中街”的故事——已在隆隆的挖土机轰鸣声中黯然结束。从今天由此而上溯600年，新政权的50年间，民国、大清、大明，河西路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而眼下，那几百年的历史——已被GNP强劲上升的箭头击得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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