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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儆策官吏“为人民服务”的《官箴》篇，乃被欧阳修讥为“好打球走马，又为方士房中之术”的后蜀皇帝孟昶所作。后蜀归宋后，宋太祖令取《官箴》精髓“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勒石成碑，立于全国各地州府县衙堂上，作为规范北宋官员行为的“官箴碑”。　　按理说，孟昶以亡国之君的身份，其大作《官箴》，绝无在新朝政治领域登堂入室的可能。然而，宋太祖并不因人废言。孟昶没能保护“花蕊夫人”，并不影响其对“治国平天下”的理解。这有点类似赵奢父子对军事理论的见识。换言之，孟昶奢谈旨在“为人民服务”的《官箴》，形象更靠近好龙的叶公。吊诡的是，如孟昶一样“说一套，做一套”的皇帝，史上并不鲜见。　　晋武帝的荒淫无耻，在中国历代封建皇帝中，与孟昶难分伯仲。比如，为了网罗天下美女，晋武帝是唯一昭告天下，以最高级“红头文件”形式禁止全国妇女谈婚论嫁的皇帝。当然，晋武帝坐着“羊车”巡幸后宫万千佳丽，参与舅舅王恺与富豪石崇公开斗富，这些疯狂举措，倒令曾坐拥后蜀、腐化到连溺器都镶满珠宝的孟昶自叹弗如！　　历史相似之处在于，荒淫无耻的晋武帝，恰好也如孟昶一样，对“为人民服务”的《官箴》更具别样解读。据李秉《家诫》记载，晋武帝与李秉等大臣，多次探究为官之道，认为“为官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作为封建帝王，有此认知实属不易。对照晋武帝当政时的荒诞行径，不能不让人叹服晋武帝演技之高。事实上，为官之道，说，是一方面；做，又是一个方面。官箴规定是死的，官员落实是活的。条文勒石刻碑也好，铸铁成牌也罢，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把条文落到实处。　　令人费解的是，在封建官场现实中，那些坚决贯彻落实《官箴》规定的清官，境遇大都处于尴尬地位。明朝的海瑞，是个名气大，官职高，执行《官箴》最彻底的典型。万历评价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原来，皇帝也只把海瑞当作教化工具、精神标杆，并不作为中流砥柱、股肱之臣使用。清朝施世纶为官廉洁，称得上是践行《官箴》的楷模。吏部推荐施世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反对，说“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湖南布政使。看看，连康熙这样比较开明的皇帝，都不主张真正按照《官箴》的规定办。　　那么，有没有践行《官箴》规定，既让朝廷放心，又让老百姓满意的官员呢？有。清代颜伯焘，做过几个省的封疆大吏，《清史稿》称“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是一位史有定评的好官。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颜伯焘因“不能预防仓促失事”，被道光皇帝革职。颜伯焘回乡途径漳州城遇雨，时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有接待其昔日上司颜伯焘的盛况，“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　　张集馨笔下的场面，发生在颜伯焘革职之后。那么，颜伯焘这只“落了水的凤凰”，革职之前该是何等风光！问题是，以“高大上”形象，载入《清史稿》的颜伯焘，竟然一边充当践行《官箴碑》的代表，一边肆无忌惮地疯狂贪腐。清官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官箴》与《官箴碑》云云，若无制度支撑，律条再缜密，也是一纸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