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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的同时，包括三元里在内的广州一带大批民众自动充当英国军队后援，或背送弹药，或刺探情报，或参与作战。据说，仅三元里一地，就有上千民众后来被查出曾帮助过英军。　　类似的说法和史实的披露早在20世纪末就有了，说中国当年百姓“不知爱国”，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闻。但具体到三元里，似可以吸引一些眼球。因为，今人或许很难理解：又说三元里民众当年英勇抗英，又说那里的民众曾帮助过英军，是怎么回事？　　对此，也有人从家国同构的视角，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保乡即等于保国，维护传统文化，就等于热爱国家。只要三元里抗英有助于凝聚民心、分清夷夏，客观上就具有爱国的性质。　　这种认识也未必毫无道理，但乡与国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旁的不论，至少大清国原本就是外族强权所立，其军事力量一路由北向南杀戮侵犯而来，南方众多士绅乡民曾广泛抵抗。即便官绅大部分投降后，民间“反清复明”的暗流依然存在。直到鸦片战争前后，闽、粤、桂、湘诸省民间社会与清廷所代表的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始终还处在一种十分复杂微妙的状态。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造成针对清朝的反叛之举。　　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落后的农业社会，还是一个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人们习惯于各扫门前雪，很容易走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一个皇帝、若干朝臣、一众官吏，很容易对数亿民众实施统治。但是，相对于北方，南方的情况多少有所不同。　　自古以来，地处中原的汉族政权屡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不断有不肯屈服的中原汉人渐次南下。一方面，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就较中原地区复杂，那里的人们更习惯结群而居，基层社会中血亲族群关系的纽带作用较强；另一方面，南下汉人自身传统文化意识浓厚，亦较倔强。影响到后来，越往南方，越不易被远方的中央政权降服和同化，中原传统文化留存下来的成分也越多。　　从历史上看，当年清军打下广州后，就有不少抵抗失败的广东人不愿屈服外族统治，沿着海岸退到了越南，之后进至东南亚各地。与此同时，闽南失守，不少福建人也选择流亡，渡海去了菲律宾和印尼等地。此后还有不少海南岛人和成批的客家人，也不堪忍受清朝的统治，迁徙到东南亚去了。　　留在广东当地没有离开的广东人，即使经过了200多年，和清政府的关系仍会紧张。除了前文提到的现象，清朝官员的奏折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就曾向朝廷诉苦称：广东一些地方“百姓习以械斗，日以兵刃相接”“富乡大族，均各筑立土城，广置炮火，以劫掠为事”“地方官征求钱粮，动须募勇下乡。力胜则尚能催征三四成，力不胜则通县钱粮皆抗不完纳”。　　爱乡不爱国，这在农业社会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不唯近代中国底层社会如此，即便前工业时代的欧洲也是一样。欧洲中世纪长期通行的是领主制经济，又称封建庄园制度。农民依附于土地和领主，领地分封或划分又是阶梯状的，“我的附属的附属不是我的附属”。国家实际上是由各地区的大领主们分别治理，国王只是个象征，最多也就是更大些的领主罢了，但下面的领主们并不都对国王或国家负责。反过来，农民和领主及土地的关系，却捆得很紧，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农民热爱的是自己的土地，效忠的是自己的领主，对更大范围的国家，既很少认识，也无从产生感情。　　在乡土环境中生活的人，熟悉的是如费孝通所说的那种“熟人社会”的规则。大家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互帮互助，一切道德、规矩都是既定的，习以为常的，因而人与人之间不仅关系简单，而且相互信任。　　在中国，成规模的同乡组织，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主要是冠以地方名头的各种“会馆”，为来到城里的同乡提供一个聚会交往的处所。清末，地方自治之风吹起，政府管制稍松，特别是在留学海外的青年中间，具有互助性质的同乡会之类的组织也大量涌现出来。　　为什么爱国、建国，先要从爱乡并从地方自治做起呢？1903年旅日江苏同乡会成立时，对此回答得很坦然：“爱国必自爱乡起。”直隶宣化同乡会成立时，也这样说。宣言称：“爱乡心者，爱国心之母也。我宣人皆爱我宣，则我国人皆爱我国矣。”　　把国家按地区分成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各管各的，不会造成隔阂与分裂吗？学生们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宣称：其一，“夫一省之地，必有独立之精神，然后可以救其地之人”。其二，“他省虽有热心办事者，不能借箸代筹”。平时全不熟习他省、他府、他县之外省、外府、外县人，纵具热心，亦不能为他省、他府、他县谋独立自营之事业。其三，“各国革新，无不从地方自治起，使人人知省界”，使“人人自卫其乡”。　　一个连家乡都不爱的人，能够爱国，这确实值得怀疑。但是，说爱乡就会爱国，就我们经过的历史来看，至少也没有那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