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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记得儿时的一个谜语：“石头层层不见山，道路弯弯走不完。雷声隆隆不下雨，雪花纷纷不觉寒。”这个关于石磨的谜语不仅形象生动，而且诗意盎然。但相比之下，那时候我还是更喜欢妈妈唱的儿歌：“大石磨，快快转，转下白面来，我给乖乖揣窝窝;大石磨，快快磨，磨下白面来，我给乖乖蒸馍馍。”　　生产队里的磨房一共有两处，一处在村子的最西头，一处在村子最东头。一律是两间草房，外面的一间罗面，里面的一间磨面。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依靠石磨，金黄的麦子和玉米才能变成面粉，我们也才能吃上窝窝和馍馍。那时磨面须提前到饲养员那里挂号排队，只有这样饲养员才能提前将驴喂饱，随时准备被磨面的人家牵走，拉上半天的磨。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经常是起五更磨面，天明正好歇磨。既磨了面，又不耽误白天下地干活。轮到磨面的前几天，母亲淘了粮食，在苇席上摊开，晒到轻轻一咬，嘎嘣一声就收起来。既不能晒得太干，也不能晒得太润。太干了磨出来的面黑，不干出面率就会降低。磨面的时候，要给驴子先套上夹板，戴上蒙眼黑布，这样驴子才会只知道围着石磨转圈，不偷嘴吃。罗面是在一个大木箱里进行的，箱子里架两根光滑的圆木杆，手抓着罗圈在上面来回滑动，雪白的面粉就会从罗底漏下，堆在面箱里。麦子经过几遍研磨，最后剩下的只是麸子，可以喂猪养鸡，也可以到集市上卖掉，换点零用钱。歇磨后，不能急于把驴牵走，还要抓几把草木灰撒在地上，待驴翻来覆去地打几个滚，昂起头来，震天动地地嚎上几嗓子后，这才能牵到生产队的牛房里交给饲养员。　　我那时最喜欢的就是牵驴和送驴两件事情。牵驴要早，生产队里一共就三头驴。黑叫驴好偷嘴，即便戴上面罩也会瞅机会往磨道上舔，需要专人看守。白汤驴太瘦，磨不了一晌就浑身毛湿，四蹄打软。三头驴中，只有褐草驴最乖顺，套上夹板，不要眼罩，也能轰轰隆隆地拉上半天。倘若哪一天，我牵驴迟了，牛房里只剩下了黑叫驴或者白汤驴，妈妈不仅会骂我懒熊外，而且还会罚我半天都坐在磨房，看着黑叫驴推磨。或者在石磨的另一侧撬上一根推磨棍，帮着白汤驴推磨。推前三圈我还颇有兴趣，可三圈过后，我就蔫软下来，只是两只小手扶在磨棍上，跟着驴机械地转着圈子，耳朵里灌满了轰隆轰隆的打雷声。到了晌午，白汤驴歇下来了，妈妈要把它送到牛房吃草。于是，我就会将自己推磨的怨气发泄到白汤驴的身上。偷偷地将驴牵到麦地里，一纵身骑上去，学着电影里的骑兵，两腿一夹驴肚子，“嘞——驾——”白汤驴拉磨不用劲，可跑起来却像风。驴背不像马背软而平坦，而是侧棱着的，宛如鱼脊，跑颠起来，我的嫩屁股就会像是放在木质的刀刃上，疼得哪里能受得了。常常是驴还未跑出百米，我就主动滚身下驴，摔倒在软绵绵的麦地里，眼睁睁地看着白汤驴一溜烟地拖着绳索，跑进了牛房。　　石磨每年都要錾洗一次。邻村有一石匠，是专门干这一活计的。錾磨前，老石匠先叫几个壮汉，将石磨从磨房抬到外面。而他呢，却不紧不慢地抽他的烟袋。一袋烟抽完了，他这才掀翻石磨的上扇，从油腻腻的脏帆布包里掏出手锤和铁錾子，叮叮当当敲打起来。一边做还一边说：“早该修了！早该修了！”我们做孩子的这时候也聚拢过来，把石匠团团围住，睁大眼睛，看石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牙齿将粮食嚼碎的。石匠呢，也会主动停下来和我们说话。他指着石磨上的沟槽说：“看看，这两个扇面的沟槽都几乎平齐了，磨出的面怎能不粗呢？”说完，他轻轻錾了一下，马上飞溅出一粒橙色的火星，空中也立马弥散出一股火药味来。“石磨就像人嘴，人嘴能嚼黄豆，石磨也能;人嘴有两片唇，石磨也有上下两瓣儿，人嘴里有牙齿，石磨嘴里也有牙齿。人年纪大了，牙齿就会脱落，要重新包牙，石磨牙齿老了也要修理修理。”说着，老石匠就指着石磨上细密的凹槽，并现场洗凿几道白花花的槽痕给我们看。老石匠给我们一阵比划之后，见我们依然围着不走，他怕錾出的石屑会崩了我们眼睛，便怂恿我们纷纷张开嘴，看看谁的牙像石磨一样，要修理修理。然后站起来，拿着锤子和錾子，做出要錾我们牙齿的样子。我们见状，马上闭上嘴，纷纷后退，继而转过身来，一哄而散。　　石磨也会老，它每打磨一次就要薄一两寸。錾子錾出的火星里，一道道白花花的沟槽出现了，可那石磨的性命就短了一截。一旦石磨薄得磨不碎粮食，它就会被从磨房里抬出来，丢在屋檐下晒太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