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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一生低调，有人说他胆子小，也有人说他怕惹事，但他不是没有脾气。　　季羡林和臧克家去小饭馆吃饭，邻桌是一对母子，女人起身上卫生间。女人一走，孩子就大胆起来，站在凳子上伸手去抓桌上的花生米，脚下一滑，从凳子上摔下来，顿时“哇哇”大哭。季羡林连忙上去把孩子抱起来，并用手安抚孩子不要哭。可是由于摔得太疼，孩子哭声更大了。这时，女人从卫生间出来，以为是季羡林弄哭了孩子，很不客气地骂道：“你一个大人干吗欺负小孩？”季羡林没有还嘴，转身就回到原位。女人见季羡林不吭声，更加来劲：“要是我儿子受伤了，我跟你没完。”说完，就检查起孩子的伤情来。这时，周围的顾客指责女人的蛮不讲理：“是你的孩子自己摔倒了，这位先生好心帮你扶起他，你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就骂人呢？”女人羞了个大红脸。　　臧克家问季羡林：“你明明被人误解了，她骂你，你为何不还嘴？”季羡林说：“大家都看着呢，我何须解释。”季羡林真是好脾气。确实，如果他当场解释，会让人觉得他小气。很多时候，人在做，天在看，无须解释，清者自清，这是智慧，更是涵养。　　季羡林因为一贯不出风头，被称为“好好先生”。“文革”到来时，他成了造反派拉拢的对象。当时他并不是有名的教授，于是像他这样的一些教授会很主动很积极捡举揭发名教授，可是他依然事不关己。随着“文革”的风起云涌，必须人人表态，人人过关，要么被打倒，要么就打倒别人。于是他的学生让他对胡适、俞平伯、陈寅恪等人展开批判，让他写揭发文章。他却还不知趣地说胡适是一个好人。学生们反复做他的工作：“你不说他们的不是，他们也保不住。”“可是颠倒黑白的话我说不出。”“那你就说些他们客观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比如陈寅恪在抗日战争时就说过中国打不过日本之类的话。”“可是评价一个人要全面、客观，不能以偏概全。”就这样，他硬在那颠倒黑白、人人自保的年代，没有胡说八道，保持了难得的沉默。　　在那样人人自危，选择站队、表态、立功的年代，很多人都向自己的领导、老师开火，出了名、过了关，可季羡林却始终坚守着：“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事后他回顾自己的“运动史”，他给自己一个“大节不亏”的判语，真是难能可贵。　　季羡林专心学术，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他对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做出两点预测：“21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他说：“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在于思维方式不同，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以‘天人合一’为特点的东方文化才能拯救人类。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此话一出舆论大哗。有支持者，但批评者也态度鲜明，视之为文化民族主义，认为“河东河西”的预测根本不值一驳，和算命先生的卦辞差不多。更有激烈者，直斥“季羡林老糊涂了”。于是，大伙儿就等着看论战。谁知老先生一不商榷，二不反驳，而是高挂免战牌，上书三个大字“不争论”。　　为什么呢？季羡林认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将由历史发展来证明的事实，没有争论的必要。再加上季羡林从多年的经验教训中悟得：“如果打笔墨官司，则对方也必起而应战。最初，双方或者还能克制自己，说话讲礼貌，有分寸。但是笔战越久，理性越少，最后甚至互相谩骂，人身攻击。到了这个地步，谁还能不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呢？这样就离开真理越来越远了。”所以他就像邓小平说的“让事实说话”。　　在“文革”最甚时，不少教授受不了污辱，自杀了。在北大造反派最猖狂的时候，哪有道理可讲，可季羡林却敢于主持正义，主动“跳出来”，公开反对那位北大“老佛爷”聂元梓。那次，北大的两大派在大饭厅中举行公开辩论。季羡林经过长期观察、思考，他反对造反派的思想观点与做法，在会上季羡林来了“牛劲”，他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反对“老佛爷”。要知道那时，聂元梓正如日中天，季某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是公然与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可想而知，他没有当场被乱拳打死就算是幸运了。之后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成了女头领的眼中钉、肉中刺，不仅多次被批斗，而且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身攻击，每每召开批斗大会，都要把他捎带上臭批一顿。而且对他也实施了抄家行动，之后被打入牛棚，挂牌游街，甚至被毒打至血肉模糊。　　季羡林是个老学究，对自己认识的事认死理，而认为不对的事，天王老子说的他也不买账。当别人指鹿为马，他却偏信历史是人民和时间写的，敢于坚持真理。他的低调、不说是相对的，在需要明辨是非、大家都不敢说时，他却要主持正义。在季羡林的回忆中，这是他所做的“最满意的一件事”。　　不解释、不辩解、不争论、不反击，看起来容易被人误解，被称为胆小怕事。当然对于大是大非，却有脾气、有观点、有态度，这就是季羡林，越发让人看到他的涵养与大气、胸襟与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