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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昔年有兴致打油，曾诌这样一句，“几度扶风侍绛纱”。这表明我虽是“今之众人”，却不像韩文公说的那样，“耻学于师”。不耻学于师，又受天之祜，幼年未夭折，因而所从之师，就数量说就大为可观了。数量大，有没有鱼目混珠的？难免。那就挑选一下，只留听过讲又或多或少怀有敬意的，粗粗算了算，数目还是不少。且不管它。只说师生授受方面的心情关系，可分为正反两个方面。正面的，最高超的如七十子之于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得一言一行则拳拳服膺，死生以之。反面的，也说最高超的，兼举中外，中有“谢本师”，外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忽然泛论这些做什么呢？我是想拉个老外亚里士多德来帮忙，壮壮胆量，以便说几句本不该说又禁不住要说的话。径直说是对于红楼时期的两位老师，今已作古的，近年的一些想法，我有不同意见。意见不同，本之北大的红楼精神，应该各抒己见，所以我就不客气了。　　一位是钱宾四（名穆）先生。三十年代初我听过他一年课，课程名目记不清了，只记得语音南腔而不北调，说“黄河”有如“王五”，考证《楚辞》，把其中许多地名由江南搬到江北。这对不对，像是可商，但我佩服他，因为所写《先秦诸子系年》确是很高明。七七事变以后，他到昆明，山川修阻，其后到了台湾，多年来谈虎色变，听说他写过《国史大纲》之类，我没读过，不知道有没有与众不同之见。是不久前，《光明日报》某君送来他们新编的一本《书摘》，翻开看看，竟收钱先生于一九七九年版的一本新著，名《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看书名，知道钱先生学风有变，是由昔年的分析变为综合，考证变为推想。这，估计钱先生会以为意义更大。我也但愿如此，于是看《书摘》的所摘，“从象棋看中国人的精神”一节。没想到刚看千八百字就遇见下面一段，使我大吃一惊。他是这样写的：　　中国的传统，只可说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制。君主专制这种政治制度是违反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的。中国这样大，政治上一日万机，怎么可由一人来专制？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守本分，好闲暇，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艺术，又谁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呢？　　恕我对老师说几句直言，这段话说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说到中国人的品质，如果意在为这两个大块头做广告，可以评一百分；如果是叙述事实，显然就应该评零分，因为很难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到实例。说“土地”，因为在书本上可以找到，如巢父、许由之类。至于生活在土地上有血有肉的真人，不贪利，不争权，钱先生往矣，希望同意钱先生看法的能够找来一些让我们见识见识。个别的，能找到，但钱先生是统而言之，意思是都不贪利，不争权，那么，如严嵩、和珅之流，富可敌国，曹丕（代汉）、杨广（杀父取位）之流，往哪里安置呢？总不能算外国人吧？还是专说最大块头的政治制度，钱先生用到君主立宪这个名称，对君主立宪的含义，或说规定和措施等，总不当毫无所知吧？不知，可以查查辞书，那是有人总管行政，君主也要依法行事；或比之实例，英国有不少女王，曾经如清末掌权的糊涂老太太那拉氏，一不高兴就把一些正人君子推向菜市口刑场吗？说到乱杀人，想到正在播放的《雍正皇帝》，他不只随意杀人，还下令称自己的弟兄为猪为狗，这也可以称为依宪法行事吗？至于上引一段话最后说的无人肯作皇帝，恕我更加直言，真不知道钱先生的历史是怎么念的！——或应该说，不知道是怎么理解的，因为就在上面一段话之前不远，钱先生还说过：“楚汉之际，项羽与刘邦两人争天下。”争与不肯，怎么能够和平共处呢？　　再说一位是顾颉刚先生。三十年代初我入北大红楼读书，正是《古史辨》充满学术空气的时候，我自然会受到熏染，自信也学到不少东西，如不轻信经史中为在上者粉饰的假话，以及《易经》卦爻辞中还藏有什么神秘，等等，就有不少是《古史辨》及其创始者顾先生之赐。也就因为对顾先生怀有敬意，他来北大兼课（其时他是燕京大学教授），讲《禹贡》，即古代地理，我选了。顾先生不娴于辞令，可是读书多，知识丰富，我们于结结巴巴中还是获得很多。其时他有弄清楚历史（的）地理的大志，创办禹贡学会，编印《禹贡》期刊，我以听课的因缘，也加入学会，记得还写过文章。说这些是想表明，顾先生确是我的老师，非一般为表示尊敬，泛泛称呼一声的可比。解放以后，我和他只见过一面，他研究什么，是否仍热心于历史地理，我都不知道。是不久前，以偶然的机缘，我知道他重印所著《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曾在“重版前言”中表示今是而昨非。赶紧找来看，篇幅不长，其中有些话也使我感到惊讶。那是这些：　　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重版我的旧作《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使得我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这本小册虽是旧作，也许还能对读者认识这一时代的特性有所帮助；惭愧的是，书中还存留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而我的身体已为许多慢性病所困住，不能在这大好的形势之下早日作出相应的修改，有负领导和读者的厚望。例如原书提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认为“焚书”是秦初统一时的政治措施，而“坑儒”只是始皇个人一时的发脾气。这一点既与毛主席的观点不符，即对于我自己近年研究法家思想时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合：这两件事分明是同一种时代思潮的连锁反应。这方面的证据我在病中已搜罗了许多，我想请人助我用考据的方式叙述出来，尽量不改动原材料的面貌，比较清楚地说明秦始皇制行这两项严厉的任务都是有所秉承，起着拗转当时腐化的游惰的社会寄生生活的作用的。　　这是说，对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昔年的认识，即不举手赞成，错了；应该改变观点，变不赞成为赞成，并引经据典证明今是而昨非。这引经据典的著作，拟题为《儒法两家的由来和儒法斗争的真相》，大概没有完成，不知道有什么不同于时风的讲法。其实也可以不管，只说我的一贯偏见，是：不管能找到什么样的看似高妙的理由，凭借手中拥有动用武力的生杀予夺之权，一时不高兴，就下令焚只是不利于己之书，坑自己厌憎之人，都是迫害小民的荒谬之举，我都反对。因而对于顾先生的变，我也不能赞成。　　深追一步，两位老师的意见的不足为训，恕我用准诛心之法，说来由还不一样。钱先生流落异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想到吾国与吾民，由爱恋之情出发，就只看见，或并未看见而只是醉心于希望甚至幻想，于是入目的就只是孔孟的善而不是盗跖的恶（依旧说），只是西施的美而不是无盐的丑。这是因情而忘了事实之理。顾先生则另是一种，“前言”是一九七八年初所写，其时顾先生年过古稀，就真能尽弃其所学而学吗？我颇疑为乃从大流，作应时八股。如“前言”的开头是“自从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云云，推想十年之后的现在，就必定另起炉灶。如果竟是这样，对于吴起、商鞅、韩非、李斯之流，认识也会又有变吧？假定对于这两位老师，我的追问来由的想法不错，我想再胆大一些，来个总的评论。不好说，想由康德那里借个术语，是：为了大我，钱先生不惜扔掉“纯粹理性”；为了小我，顾先生不惜扔掉“实践理性”。两位都错了，钱先生是在治学方面，顾先生是在为人方面。　　说到为人，吾师中也有决不作应时八股的，可以举熊十力先生为例。红楼时期，熊先生讲“新唯识论”，我听过一两次，是旁听。选而听的不过一两个人，不是曲高和寡，是阿赖耶识之类过于玄远。比如熊先生所谓新的，与玄奘法师、窥基大师或可称为旧的究竟分别何在，我始终不甚了了。分别总是有的，证据是有人写了《破新唯识论》，熊先生当然不甘示弱，还写了《破破新唯识论》。万法唯识，能生一切的种子在心，如果真像一些浅尝甚至外行的人所想象，哲学可以分为唯心和唯物两类，唯识自然应该划入唯心那一类。熊先生承认这种划分，也承认自己的哲学是唯心论。且说解放以后，时风是唯物皆是，唯心皆非，纵使夸夸其谈时候，并不知道所谓物，所谓心，究竟何所指，更不知道，如来中国讲过学的罗素，曾写《物之分析》和《心之分析》，每一本都是几十万言。总之，唯心不吃香了，熊先生回首都北京，仍在北京大学领工资，怎么办呢？切肤之痛，熊先生像是感受更深。感受表现为言行，我自己亲历，也看见不只一次，旧学生第一次来看他，他必用手指己胸，声如讲课时，说：“我可还是唯心论！”这是明示学生：“你不要以为我会应时而变，我永远不会变。”熊先生往矣，我才敢说，对于他的早期的唯识，晚期的大《易》，我因为受了西方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思想的“污染”，一直觉得仍是汉宋儒生那个老框架，玄想成分太多，实证成分太少。但扔开所想，只说熊先生的治学和为人的态度，忠于自己之所信，不以势利为转移，我是自始至终高山仰止的。　　到此，该结束了，想到一时兴之所至，说了一些对先师不够尊重的话，是不是过于狂妄了？这也许不妥，所以应该求化挑剔为助力，那就改为这样的意思：我也老了，有时也舞文弄墨，所以必须自勉，要求有所想，有所言，不至见笑于大方之家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