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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以前恋爱靠唱山歌，现在恋爱可能传视频。以前杀人用石头，现在杀人可能用无人机……这个世界有很多变化，但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我们不必被“现代”“后现代”一类术语弄得手忙脚乱。　　牛车早就没用了，但一辈子没坐过汽车的孔子、老子永远有用。经济和技术只是生活的一个维度，就道德和智慧而言，现代人却没有多少牛皮可吹，总是一次次回到原点，回到最基本的人性和价值观。　　这是进步主义历史观常有的盲区，恰好也是文学最该用心用力的地方。　　怀疑和批判是文化成长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天活得怒气冲冲，洒向人间都是怨。就思想文化而言，十八世纪以来不论左派右派都是造反成癖，反到最后是易破难立，遍地废墟，价值虚无主义困扰全世界。　　文学需要杀伤力，也得有建设性，而且批判的动力来源一定是那些值得珍惜和追求的东西。缺了这一条，事情就不过是以暴易暴。据说眼下是一个“祛魅”的时代，“真实”在文学中似乎成了“人性恶”的代名词。满世界小奸小坏或大奸大坏，不这样写好像就不谙人性，就是装孙子。　　这也许是对伪善的逆反，但就人性把握而言，两种极端模式是不是一伙的？不装孙子就无善可言——世界真是这样？如果反正都是恶，那种装孙子的恶又算得了什么？不是更有理由装下去？　　如果洞察伪善在当下已经轻车熟路，甚至成了文学群众运动，那么洞察真善可能就是一种更有价值的努力。　　有人说过，每个人都得吃盐，盐太多却是毒药。作家有别于记者和法官，写作只能从自我开始，只能紧紧地盯住自我。但一种抽象化、极端化的“自我”肯定是新神话。眼下好多现代的流行作品千篇一律，狗血得大同小异，矫情得大同小异，“自我”在哪里呀？没有土壤，就没有树苗的“自我”。没有锤子，钉子的“自我”也是个笑话。关切社会和历史的正当理由其实正是要关切自我，反过来说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点儿也不高深。　　中国是一个千面之国，恶心和开心的事情都有。村里一个农民很夸赞惠民政策，“政府不能再好了，再好就得派干部下乡来喂饭了。”但同一天某位社会名人发微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你相信哪一种判断？　　在这里，要避免片面性，最好是多读书，多实践，多比较，手里多几把尺子。要构成一个坐标系，就得有两把以上的尺子。拿官场腐败这事来说，用工业化程度这把尺子一量，拉美、印度、中国的共同烦恼就毫不奇怪;拿文化板块这把尺子一量，中国的“人情风”“家长制”等农耕文明的传统，与游牧/海洋民族不同的国情特性，也就顺利进入视野。这样比较下来，该怎样下药治病，就有了个谱，不会只剩下一些道德高调的嘴炮。　　在一个过于物质化的时代，很多人确实没有理由需要文学，特别是以情和义为核心内涵的文学。他们觉得情义这东西好累人，甚至好害人，不如那些没心没肺的娱乐化快餐。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其实并不少见。我们常说的那些经典，放到大历史和大世界里一摊，其实较为稀薄，扎堆出现的情形并不太多。　　但物质化并不会是历史的终点。人类总是以危机和灾难为老师，一次次纠正和调整自己。我们不必预测拐点何时出现，无须预测人类社会在什么情况下，会重新出现对情和义的精神饥渴，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好自己，保护自己，做一点自己不后悔的事。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情有义地活着和写着，其实就是通过善待别人来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