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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心有块疤，不大。两岁半时，爸做了一件很个性的事：他自己打铁——光着膀子，手握锤子，脚下不停踩鼓风机的踏板，吹的铁块忽明忽暗。他一扭头功夫，我伸手一把抓，手被烧红的铁烫得嗞嗞冒烟。原来不是铁，是一块银。我爸打了一对耳环，送给我妈。　　爸妈结婚时，婚宴只有一桌，嫁妆就一对耳环，我妈还弄丢了一只。有一天，爸发现家里的挂钟上有层质地极好的包银，突发奇想，撬下来熔成块，亲手打。他打的那对耳环，就是俩大圆圈，我妈戴了整整20年。　　那时候，我住在一个老楼的套间，37平方米，6楼。有时候，我玩得太晚，上楼前，会先朝6楼的窗户大喊两声“妈”。见我妈探出头来摆手，我才敢冲进黑漆的楼道，一进去就能听到渺远的回音：到几楼啦？二楼！现在到几楼啦？四楼！四楼上五楼的转弯处，台阶上已可见光。　　过了几年，我爸去南方闯荡，再回家已是两年后。他回家那天，除了我妈，没人知道他被朋友骗光了钱。我只记得出租车停到家门口，我跟我妈下楼迎接，我爸一把抱住了她。我妈只说了一句：“还能找到家就行。”　　我爸自幼混社会，光身上的伤口就缝了上百针。后来，他做生意失败，家里的积蓄全被骗光，但这个家并未因此崩坏，我妈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一切平静地度过了。只是我妈的耳环一直没换过。　　我到青春期后，跟爸的话更少了，除了周末要生活费，平日住校连个电话也不打。转眼大三，他被查出癌症晚期，只剩两个月。我办了休学回家，专心陪他走完最后的日子。　　他在医院的头一个月，我们昼夜不停地说话，多过之前20年的总和。后一个月，他时睡时醒，身体也无法再自由行动，总对我说：“我要回家。这里的墙太白了，我不喜欢。”　　他在家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年初三，他陷入昏迷，无意识地呼喊，频率最高的一句是：“放我回家。”年初五晚上，他平静地走了。　　送葬时，万事由我妈的老友安排。火化前，我问：“为什么他总嚷着回家？”老友说：“想家。”我问：“以后再搬家，不会迷路吗？”老友说：“留件最熟悉的东西给他，就能找到。”　　大家都沉默了。20年，最熟悉的还能剩什么。我妈静静地摘下耳朵上那对大圆圈，交到我手上。我把两只耳环放进他的两只手掌，攥紧。一个人推他进了火化间，谁都没看到我哭。　　多年来，每一次不知该去哪里，我都不由自主地走回最初的那栋楼。楼道太黑了，我不敢上去，就在楼道口坐下，好像听见回音：到几楼啦？　　去年有一天，我收到一笔稿费，心想买点什么带回去呢？买对耳环吧。　　（东方摘自《意林·原创版》201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