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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那个夏天

  扫瞄我的记忆屏幕,2008年那个夏天,好像是一段天气空白。文档里没有任何炎热的成分,倒有一个清晰的记录,就是在“恐惧”的文件名里存着:“我得了糖尿病。”
  我不知道是怎么开车回家的。我满脑子就是一个词,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我知道糖尿病的厉害。一是我多少懂点医;二是,我听过一位得糖尿病的朋友说,别看你吃药打胰岛素血糖降下来了,那只是个指标,病还在。我当时就问,怎么指标下来了病还在?他给我解释说,指标下来了是药把它暂时控制下来的,糖尿病本身没好。不管谁得了糖尿病,就是得了致死的病,早晚得死在并发症上。我像丢了魂似的,无精打采,妻子说啥我也听不清楚,一连大声问好几遍,才明白她说了啥。她见我六神无主的样子,揶揄我说:“多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就这个熊样,换成个家庭妇女能吓尿裤子?……满世界就你一个人得糖尿病啊,人家谁得了糖尿病像你这个熊样?再说了,不是你还吹啥,给个能治百病的王涛博士看过书稿吗?不会去找找他!”
  我一拍大腿:“天呐,这才几天?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王涛博士从天上掉到我眼前来,还不到三个月。那是四月底的一个晚上,我跟朋友在宾馆吃饭,席间有电话打进来说,北京新闻出版总署李忠旺处长介绍个人来,让我帮忙看看他的书稿,好出书。我问:
  “是本什么书啊?”
  “是本医学书。”对方回答。
  “医学书?……”我一边问着一边想,医学书也找我来看,这不是乱弹琴吗?正在我思量着如何回答的当儿,对方仿佛猜透了我的犹豫不决,又发过话来说:“他是个医学博士,搞营养医学的,如果你有什么病,也可以找他。”
  我很有些不耐烦,哪儿有这样说话的,找我帮忙还咒着我有病?正要借口回绝,一个原则忽地从眼前站起来:不管怎么样,朋友的面子不能驳———虽然李忠旺没打电话给我,但如果他不说,别人不会打着他的旗号来找我的。
  第二天,我跟王涛博士和头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朋友,在报社会客厅里见面了。那天人很少,空气里仿佛有点冷。我们的见面也跟这空气一样,并不热乎。
  那位朋友坐在他的右边,很有些崇敬意味地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王涛博士。”
  “啊啊,您就是王涛博士啊———昨天晚上说出书的那位就是您啊。”我不冷不热地点头寒暄着。
  那位朋友见我不那么热情,觉得自己介绍不到位,又把昨天晚上那句话,加重语气说了一遍:“他是医学博士,您将来有病可以找他。”
  我心里有点火了:你才是真有病,别说我没病,有病也用不着找他!我是一根神经从心里扯在脸上的人,从王涛博士脸上看到了我的脸色。只见他加重了微笑力度,颇知趣地对我说:“只要用得着,我一定尽力。”
  我让他说说书的事。
  王涛博士说,2007年5月,他就到烟台来写书,到十一月,写成了这部医学理论专著《失传的营养学》,因为本书的理论太超前了,想让早已习惯于惯性思维的婆婆们把书看懂,还真有点难度,书稿在手里放了半年多,就是嫁不出去。后来经过好友邵宁大姐介绍,找到了《中国新经济杂志》的执行总编辑李忠旺,李总古道热肠,叫我回烟台来找您,说只要您看着行,就能出版发行———后半句他没说,但已经很明白了,如果我说不行,那这书要出版,就不知在猴年马月了。
  我叫他回家把书稿发到我邮箱里,等我看看再说。
  我回家看他的书稿,带着一种敷衍的态度,心不在焉地往下看,越读越感觉有味道,读到“人体有神奇的自愈功能”这部分的时候,我简直是拍案叫绝:“太神奇了,这人了不起,这书了不起,人类健康的历史从此要改写,这书该得诺贝尔奖!”
  我妻子在一旁看到我这样欣喜若狂,嗔怪道:“你这样一惊一乍的,什么书让你中邪了?”我就把书的大体意思讲给她听,说:“这个人真了不起,从今以后,天下再没有治不了的病了。”
  “你就是容易轻信,上当,”她说,“世界上哪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要是有,医院不早就倒光了?”
  我的耐心一般是有限度的,特别对自己的妻子,就更加有限,说:“反正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等哪天你病了,找他就行了。”
  “你咒我吧,你叫他洗脑了。”她没好声气地说。
  “他没洗我的脑,人家说的有道理,”我来了横的:“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
  这回得了糖尿病,妻子一提醒,我像迷路的人眼前豁然了一条金光大道,又像绝境里的人见了救命星,急冲冲地跑到烟台东方巴黎他家去。出乎意料的是,出来迎接我的竟然是位老太太王涛博士的母亲关淑卿。关老太太教了一辈子学,话语里带着春风春雨,让我夏日里的躁心,很快就春风杨柳万千条了。
  她讲了自己的故事。
  2006年春,她去查体,无意中查出了糖尿病。虽然心里害怕,却知道全世界都根治不了这病,就没跟王涛博士说。她常年住在廊坊大女儿家中,“吃糠咽菜”调理病,可越来越不得劲儿,先是口干,就喝水,还口干,就再喝水;后来,睡觉也不好,成半宿睡不着;睡着了,冷不丁地就醒了,还做梦。吃了饭睡觉,醒来以后就不舒服;肝也不好,又查出了中度脂肪肝;胳膊腿儿越来越细,肚子越来越大。王涛博士回家过年,看到她那个样子,吃了一惊:原来有些发胖的母亲,瘦了一圈,而且浑身是黑皮,手虎口的肌肉都萎缩了。
  王涛博士急了说:“老娘啊,我天天在外面给人家治糖尿病,您叫我看着您这样叫糖尿病折磨,我心里能好受吗?”
  关老太太被儿子的孝心打动了,第二天,就到北京一家大医院里查了血糖,是9.7。拿着化验单就飞回烟台,当天晚上就开始了调理。不吃主食,只吃蔬菜,再吃上营养素,就是什么片啊胶囊啊粒啊粉啊的,一顿好几样,然后再换着样吃,还要走步,一天必须走够十里路,最少得走够四十分钟。慢慢地感觉自己精神头有了,浑身也有劲儿了,睡眠好了,手虎口的肉开始往上长了,口也不干了,不往下瘦了,肚子也小下来了,短短十九天,老太太的血糖就降到了4.7。
  “从此,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一天走步不低于十里路,晚饭也不吃,只吃两个胡萝卜。”老太太高兴地说:“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吴总———手打鼻子眼前过,不出三个月,你就知道了。”
  我照着王涛博士的方案,吃营养素,早餐中餐主食减半,晚饭不吃主食,只吃蔬菜,忌酒、茶和咖啡等各种饮料,每天快走一小时。到年底,关老太太要回家过年了,叫人从外地捎来带皮猪肉———我们烟台市场上卖的猪肉一般不带皮———给我做了红烧肉吃。那肉做得,让人吃一口就终生难忘。那天喝了酒,那是一次庆贺我们获得新生的宴席,也是庆贺营养医学得胜的盛宴。
  我给王涛博士《失传的营养学》写的代序中,讲了这件事。6年后,也就是2013年春,我进京给王涛博士《健康就好》电视栏目做策划时,又到烟台山医院去做了一次检查。
  下午,儿子拿回化验单来,进门也不作声。我以为效果不理想,便问他,谁知他是故意把高兴藏在心里头,答:“都正常。”这超过了我的预期,当初我想只要血糖能稳住或者略降下点来,就谢天谢地了,没想到超过了我的预期。
  我很幸运,也很感恩,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了王涛博士,让我认识了营养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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