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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种大叔先前是有过老婆的，大约在抗战逃难期间，被饥饿所迫才将怀孕的妻子典给别人，这本是情有可原的———与其全家人都饿死，倒不如各奔东西的好，再说当时也有典妻卖子的风俗———只是此后芒种大叔的生活每况愈下，更无能力赎回妻儿而已。　　打那起，芒种大叔便被人们讥笑为好吃懒做之徒，更有流言说他拿老婆换来两个半大饼，芒种大叔讷于言不善分辩，加之典妻又是事实，于是一来二去谣传成了真实。自此，芒种大叔走到哪都有人指着他的脊梁骨：好吃懒做！“芒种”这个词也成了懒惰的代称，谁要是懒惰，谁就被邻里乡亲称为“芒种”。　　芒种大叔被人叫着骂着指着讥笑着，慢慢地便有点神志不清了，神志不清之后，他反而能说会道起来，当然说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骂娘话。据说在五十年代后期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工程时，芒种大叔犹如一个高音喇叭，骂娘话响彻整个工地，音量之高、音色之纯、口才之好令工地播音员也自愧不如。又据说“文革”时期，人们都缄了口，唯独芒种大叔“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就造反”，上至江青林彪下至大队干部，没有不被他骂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曾有红卫兵小将以谩骂中央领导为名扣他反革命帽子，岂料他浑然不觉，嬉笑怒骂如常，三餐饭量依旧，红卫兵们只好不了了之。　　这些都是听说来的，其真实程度不得而知，但据我懂事后对芒种大叔的了解，却认为大抵还是可信的。　　我的记忆中，芒种大叔是不傻的，我甚至认为芒种大叔的“傻”（有人说他傻）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假装出来的，这么说当然有我的理由，芒种大叔骂人的水平便是极好的明证。对他骂人的艺术性，我居然有点佩服，村里村外无论谁家置办红白喜事，一定要请芒种大叔为座上宾，他酒足饭饱之后便与你相安无事，甚至于心里一高兴，嘴角一抹，顺口溜出一堆恭维话，简直要让主人家“受宠若惊”。否则，他会站在离东家不远之处指桑骂槐，声势吓人，骂得东家坐立不安，最终不得不请他老人家息怒。他骂人最富艺术性的一次是在那一年的鬼节，从不祭祖的芒种大叔太阳从西边出来似的忽然摆起三牲畜礼，体体面面地祭起祖宗鬼神来，此事惊动了村里所有的人，大家纷纷赶来看稀奇，连年近九旬的二太奶奶也在玄孙的搀扶下来看热闹。只见芒种大叔旁若无人地庄重严肃地点上三根香，神圣肃穆地对天三跪朝地九拜，然后煞有介事地嘱咐：“请公社书记××大队支书××……快来，小民芒种已备好三牲畜礼祭请你们了，你们快吃吧，吃饱以后再不要忘了给我发放救济钱粮了！”自那以后，地方上的干部再也不敢拖欠扣发芒种大叔的救济钱物了。　　我说芒种大叔装傻的另一个理由体现在他的“自私”上，吃大锅饭那阵儿，芒种大叔与众人一样，干活时能躲就躲，可懒则懒，他还比别人多点花样，总能找到理由让生产队长准他的假。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后，芒种大叔分到四分两厘田，分田时就表现了他的精明，他装疯卖傻说年老要上好水田，还借来诸多理论让村干部量田时大大打了折扣，所以他的四分两厘田起码抵得上别人家的八分。打那，芒种大叔就牛一样一天到晚忙活在四头地尾，全村数他的产量高，那时，他的日子还是过得挺好的。　　骂娘归骂娘，自私归自私，芒种大叔的本质却是善良的。我的记忆中，他从未与人打过架，甚至连整天随于其后取笑他“懒虫芒种”的小孩子都不曾打过一下，哪怕是轻轻的一下，他只是虚张声势、有风无雨地吓唬一下孩子们，有时甚至还给孩子们讲个故事，并给每人一两枚硬币，说：“读书的买支铅笔，没上学的买葫芦糖吃！”在众多孩子当中，我是唯一不取笑芒种大叔的，所以，我所得到的硬币也总比其他孩子多。渐渐地，我们长大了，再不会跟着芒种大叔后面瞎起哄了，但是又有更小一辈的细伢仔跟在更苍老背更驼的芒种大叔身后，并且这时候，芒种大叔的几个硬币已失去了诱惑作用，于是芒种大叔也就越来越暴躁了起来，村里大人们也由此更讨厌老得叮咚（糊涂）的芒种大叔了，加上年岁一大，声嘶力竭，芒种大叔骂人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和气势，自然地也就吓不到几个人了，新的村干部也常有意无意地忘了给芒种大叔发放救济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芒种大叔才撑起拐杖挨家挨户讨饭去的。　　我听说芒种大叔要饭的事是在大学期间，有位老乡发布新闻一般：“喂！知道吗？芒种加入丐帮了！”我起初并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继而是将信将疑，后来是亲眼目睹了芒种大叔的惨状后，方才慨叹起世事的沧桑来。　　芒种大叔的生机像敝屣一样被抛掷了，76岁的芒种大叔将人生路挖了个大大的坑，拖着一个残破不堪的躯体，在人生的最后一程连滚带爬跌得遍体鳞伤。我不知芒种大叔的悲剧源于什么，但对他的遭遇，我却是心意难平。　　不久前，听说芒种大叔去世了，不知为什么，我竟长长地吐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