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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7年，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过一道非常有名的奏疏，即《出师表》。在《出师表》中，诸葛亮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西汉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繁荣昌盛的，而东汉大多时期则表现为衰弱动乱，诸葛亮将其原因归结在用人上，可谓见解精辟。此话一出，便被后世奉为治国和用人的至理名言。 古代文献中，关于“君子”“小人”的概念经常出现。君子，泛指品行端正、忠诚守信、谦虚仁爱、廉洁守法的一类人。君子为官，则称“贤臣”“忠臣”“正臣”“直臣”等。相反，小人则是指心术不正、见风使舵、反复无常、阳奉阴违，甚至惯使阴谋诡计、打击陷害他人的一类人。小人为官，则称“奸臣”“佞臣”“谗臣”“谀臣”等。君子、小人的概念，在今天的官方文书中已基本消失，然而在民间语言中却一直沿用，因为这两个概念涵义清楚，表达简洁，不用说一大堆定语，因而有强大的生命力。古人用这两个概念，阐述了一个关于用人标准的重要思想，这对于今天的干部人事制度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亲贤臣远小人的治国理念，是诸葛亮首先明确提出的。但在此之前，孔子等思想家已有这方面的论述，虽然不如诸葛亮说得这样明确和精炼，但思想脉络和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治国理政的道理，他问：“做什么才能让老百姓乐于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把正直者提拔起来，置于奸邪者之上，百姓就乐于服从；若是把奸邪者提拔起来，放在正直者之上，百姓就不服了。”a在另一场合，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智”。孔子回答说：“善于识别人才。”樊迟对此不太理解，孔子又进一步提出要“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奸邪的人之上”。樊迟还是不太理解，就拿孔子的话去问同学子夏。子夏说：“老师的话涵义丰富啊！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选，将皋陶提拔起来，那些不仁义的人就自然远离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选，提拔了伊尹，不仁义的人也自然远离了。”b孔子和子夏的意思很明白：要想做尧、舜、禹、汤那样的圣明君主，把国家治理好，就要亲近重用正直的人，而疏远奸邪的人；正直之人与奸邪之人是不相容的，若君主重用了正直之人，那奸邪之人自然就被疏远了。 荀子亦有这方面的论述。他说：“君主如果任用道德高尚、才智超群像圣人那样的人做大臣，那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王者；如任用能够建功立业的人做大臣，国家就会强大；任用阴谋篡权之人做大臣，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任用阿谀奉承、阴险狡诈之人做大臣，国家就会败亡。” 在诸葛亮之后，可能是受到他的启发，还有许多人讲过这一思想，其中尤以李世民、朱元璋讲得最好，毕竟他们有长期的用人实践，所以体会更为深刻。 唐太宗深知“亲贤臣远小人”的重要性，将此视为“为国之要”。他说：“国家动乱，没有不是因为任用了奸邪小人的缘故；国家太平，没有不是任用了忠臣贤人的结果。任用忠贤，就能享受天下太平之福；任用小人，就要遭受天下动乱之祸。”a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要亲自带兵出师东征，命令太子留守京城。太子“悲泣数日”，一方面表示舍不得父亲出征，一方面表示交给自己留守的责任太大，担心不能胜任。唐太宗教训他说：“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b并说：“你按照这些努力去做就是了，哭有什么用？”唐太宗将“进贤退不肖”列为“为国之要”的首要。“进贤退不肖”，亦即“亲君子远小人”。唐太宗带兵出征是有风险的，战死沙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临行要把这最重要的治国经验告诉未来的接班人。 唐太宗一直注意用“亲君子远小人”的思想教育后代，可谓安不忘危，乐不忘忧。贞观七年（633），唐太宗对魏徵说：“自古以来，侯王（指皇帝宗室子弟被封为王或侯的）能够保全自己的很少，都是由于他们生长在富贵之中，喜好骄奢淫逸，大多不懂得‘亲君子远小人’的道理，所以才会这样。”于是命令魏徵采录自古以来帝王子弟成败的实事，编成《自古诸侯王善恶录》，赐给诸王。魏徵还为这本集子写了序，其中特别指出了“亲君子远小人”与“亲小人远君子”各自形成的原因。 朱元璋曾以元朝为例给大臣们讲治国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元朝之所以在建国之初搞得不错，是因为提拔重用的人“皆君子”；而后来，“小人擅权，奸邪竞进”，因而政治日趋腐败，“至于土崩瓦解”。a朱元璋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一方面，他有长期的用人经验，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在于他善于学习。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对左右大臣说：“我昨天阅读史书，发现前代帝王中好听谗言的，必然导致国家衰败混乱。这是因为国家有谗佞小人陷害忠良贤臣的缘故。贤臣必定以正派的态度来侍奉君主，可能他一开始显得不好合作，但终究是对朝政有益；而谗佞之人阴险而善伪装，善于见风使舵，迎合君主的想法，君主如不明察，往往被他们所迷惑，一开始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害处，但结果实在可怕，他们陷害贤臣、危害国家的事，能够说得完吗？所以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一定要保护好贤良而去除奸佞才行。”b有一年，朝廷录用了六十多名进士，安排他们做六科给事中和六部主事，朱元璋接见他们并进行训话，说明自己的政策是用忠良、弃奸邪，勉励大家做忠良之臣，不做奸邪小人。他说：“忠良之臣，是国家的宝物；奸邪之臣，是国家的蠹虫。所以，如果忠良之士得到重用，国家就越来越富强安定；奸邪之人得到重用，国家就越来越混乱。”c从上述谈话中，我们已经看到朱元璋在用人方面有着清醒的头脑和深刻的认识；更值得赞赏的是，他在这方面还有精辟的、结论性的概括，堪称名言警句，原话是这样的：“兴治之要，当进君子，退小人也。” 君子和小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所产生的社会作用迥然不同。君子发挥的作用是正能量，用君子则利国利民。而用小人就完全不同了，小人若得重用，则误君主、害忠良、祸国家、殃百姓。然而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君主，或对于“亲君子远小人”的重要性麻木不仁，或对君子小人缺乏识别能力，致使奸邪小人祸国殃民的闹剧不断重复上演。同是一个唐玄宗，前后两重天的不同遭遇，就很典型地说明了“亲君子远小人”是何等重要。 唐宪宗时有个大臣叫李绛，官至中书侍郎，位列宰相，是个耿直敢谏之臣。有一天，宪宗对李绛说：“我阅读《玄宗实录》，看到开元年间和谐太平，而天宝年间却天下大乱。事情都发生在玄宗一朝（唐玄宗一朝有两个年号，开始叫开元，后来叫天宝），却治、乱相反，这是何故？”李绛回答：“玄宗在武后当政时，曾担任职务管过事，在外接触过当时的一些贤人，知道世事的艰难。即位之初，他先后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这两个人都是忠心耿直的上等人才，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玄宗开始也是一心想着把国家治理好，励精图治，虚心纳谏，因而当时担任要职的都是有名的贤人，朝廷上下左右的臣子都崇尚忠正。所以君臣和谐，朝廷内外安定团结。可到了开元二十年以后，奸相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专门起用阴险奸佞的人，把持了各部门要职，一味向玄宗献媚讨好，使玄宗听不到真话。于是玄宗的贪欲膨胀起来，国家财力已经不足，而奸臣们还劝他大兴土木，武夫们劝他开拓边疆。结果天下骚动，奸人乘机叛乱，盗贼蜂起，导致东都、西都陷落，全国大乱，皇帝离京外逃，国家几乎到了难以恢复的地步。这都是受小人怂恿引导，生活放纵、自满骄傲所导致的结果。直到今天，我朝还要派兵守卫两河，西部疆土全部丧失，民生凋敝，国库空虚，这都是由于天宝年间的祸乱所造成的。” 将“亲君子远小人”视为治国之要的，不只是上述几个明君贤相，几乎在各个朝代都有人特别强调这一用人原则的重要性。“亲君子远小人”，实际是用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它更加强调和突出了“以德为先”“德行为本”的用人理念。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它已成为公认的国家用人原则，甚至成为个人交往原则，以致于小人们也不敢公开反对这一原则，而是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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