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大家觉得,这次该让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他还是不知道。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谁解释,就是谁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着走,去找。 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谢晋说的门孔,俗称“猫眼”,谁都知道是大门中央张望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小装置。平日听到敲门或电铃,先在这里看一眼,认出是谁,再决定开门还是不开门。但对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种永远的等待。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爸爸在外面做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谢晋与我长谈,说起在封闭的时代要在电影中加入一点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我突然产生联想,说:“谢导,你就是 阿三!” “什么?”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你就像你家阿三,在关闭着的大门上找到一个孔,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亮光,等亲情,除了睡觉、吃饭,你都没有放过。” 他听了一震,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又说:“你的门孔,也成了全国观众的门孔。不管什么时节,一个玻璃亮眼,大家从那里看到了很多风景,很多人性。” 谢晋在六十岁的时候对我说:“现在,我总算和全国人民一起成熟了!”“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清凉寺的钟声》《高山下的花环》《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 那些年的谢晋,大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谓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云蒸霞蔚。当代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即便有再高的成就也不能轻忽“谢晋”这两个字,因为进入今天这个制高点的那条崎岖山路,是他跌跌绊绊走下来的。年轻艺术家的长辈和老师,都从他那里汲取过美,并构成遗传。 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拍电影是一个力气活,谢晋已经年迈,不必站在第一线上了。我提议他在拍完《芙蓉镇》后就可以收山,然后以自己的信誉、影响和经验,办一个电影公司,再建一个影视学院。简单说来,让他从一个电影导演变成一个“電影导师”。有这个想法的,可能不止我一个人。 有一次,他跨着大步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怎么突然踉跄了。他想摆脱踉跄,挣扎了一下,谁知更是朝前一冲,被人扶住,脸 色发青。这让人们突然想起他的皮夹克、红围巾所包裹着的年龄。 不久后一次吃饭,我又委婉地说起了老话题。他朝我举起酒杯,我以为他要用干杯的方式来接受我的建议,没想到他对我说:“秋雨,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善饮的吗?我告诉你,第一,端杯稳;第二,双眉平;第三,下口深。”说着,他又稳又平又深地一连喝了好几杯。是在证明自己的酒量吗?不,我觉得其中似乎又包含着某种宣示。 他在中国创建了一个独立而庞大的艺术世界,但回到家,却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天地。 他与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个小孩,脑子正常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谢衍。谢衍的两个弟弟就是前面所说的老三和老四,都严重弱智,而姐姐的情况也不好。这四个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十年间。当时的社会,还很难找到辅导弱智儿童的专业学校,一切麻烦都堆在一门之内。家境极不宽裕,工作极其繁忙,这个门内天天在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与谢晋的那么多电影联系在一起,真会产生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惫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门的图像,不能不让人一次次落泪。落泪,不是出于一种同情,而是为了一种伟大。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曾让我百脉俱开。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家后代唯一的正常人,那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儿子谢衍,竟先他而去。 谢衍太知道父母亲的生活重压,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不让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后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去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他恳求周围的人,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到医院来。他说,爸爸太出名,一来就会引动媒体,而自己现在的形象又会使爸爸、妈妈伤心。他一直念叨着:“不要来,千万不要来,不要让他们来……”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围的人说,现在一定要让你爸爸、妈妈来了。这次,他没有说话。 谢晋一直以为儿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经那么严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对话的儿子,已经不成样子。他像一 尊突然被风干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谢衍吃力地对他说:“爸爸,我给您添麻烦了!”他颤声地说:“我们治疗,孩子,不要紧,我们治疗……” 从这天起,他天天都陪着夫人去医院。 独身的谢衍已经五十九岁,现在却每天在老人赶到前不断问:“爸爸怎么还不来?妈妈怎么还不来?爸爸怎么还不来?” 那天,他实在太痛了,要求打吗啡,但医生有犹豫,幸好有慈济功德会的志工来唱佛曲,他平静了。 谢晋和夫人陪在儿子身边,那夜几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员怕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撑不住,力劝他们暂时回家休息。但是,两位老 人的车还没有到家,谢衍就去世了。谢衍是二00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下葬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四日,杭州的朋友就邀请谢晋去散散心,住多久都可以。接待他的,是一位也刚刚丧子的杰出男子,叫叶明。两人一见面就抱住了,嚎啕大哭。他们两人,前些天都为自己的儿子哭过无数次,但还要找一个机会,不刺激妻子,不为难下属,抱住一个人,一个经得起用力抱的人,痛快淋漓、回肠荡气地哭一哭。那天谢晋导演的哭声,像虎啸,像狼嚎,像龙吟,像狮吼,把他以前拍过的那么多电影里的哭,全都收纳了,又全都释放了。 那天,秋风起于杭州,连西湖都在呜咽。 他并没有在杭州住长,很快又回到了上海。这几天他很少说话,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有时也翻书报,却是乱翻,没有一个字入眼。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家乡上虞的母校春晖中学打来的,说有一个纪念活动要让他出席,有车来接。他一生,每遇危难总会想念家乡。今天,故乡故宅又有召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春晖中学的纪念活动第二天才开,这天晚上他在旅馆吃了点冷餐,倒头便睡。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个人 回来。他是朝左侧睡的,再也没有醒来。 这天是二00八年十月十八日,离他八十五岁生日,还有一个月零三天,此刻,他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 阿四不像阿三那样成天在门孔里观看。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任务是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门了,他把包递给爸爸,并把 爸爸换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来,他接过包,再递上拖鞋。 好几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里去了?他有点奇怪,却在耐心等待。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越来越多,家里放满了。他从门孔里往外一看,还有人送来。阿四穿行在白花间,突然发现,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 他弯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门边。 这个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个人,还有一双鞋。 (节选自余秋雨《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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