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任太子家令时,景帝还是储君;晁错善辩,号称“智囊”,太子是其粉丝。当太子成景帝继位之后,晁错就摇身一变,从中大夫擢升为内史,不久,又越级提拔为御史大夫,正式昂首阔步地迈入了朝廷顶层决策圈。 此时的景帝,对老师晁错可谓宠爱有加,言听计从。景帝不想做一个守成之帝,晁错急于推销他的改革之策,于是君臣联袂,激情四射,演绎了一场复一场的大戏。 削藩曲目,最是惊心动魄。晁错为这场大戏上演,精心准备了数载,还在文帝治下时,他就极力推销过这个“产品”,可惜文帝虽然欣赏,但对“公演”之事,却是迟疑不决。终于等到了新主子,晁错迫不急待就在情理之中。“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他的陈述言简意赅,却如一壶烈酒,将意欲一展宏图的景帝灌得烂醉,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革命号角从大汉朝廷吹响,开始席卷数十个藩国。 藩国就是国中之国,而藩王全数几近刘氏集团的重要成员,皆由高祖刘邦封赏或世袭而来。削藩国就是松动祖制,瓦解或者缩水藩王的势力。如此,势必导致众藩王的强力反弹。这是生与死的较量,双方均无妥协与缓冲空间。既然朝廷是公开削藩,藩王们也就高举“清君侧”的大旗公然造反。朝廷的击鼓之声刚刚响过,大汉广袤的土地上就回荡起了震耳欲聋的杀伐之声: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强势爆发。 至此,皇权受到了严重挑衅。如此局面,景帝始料不及。此刻,他方寸大乱,六神无主,而优柔寡断、缺失主见,甚至薄情寡义的性格也在瞬间曝光。外有杀伐之患,内有谗言之声,困境错叠中,景帝终于动摇了改革信念,寄幻想于刘濞的妥协,于是就干净彻底地抛弃了他老师:在晁错毫无防备之时,被腰斩于东市。 问题是,晁错死了,刘濞并没有放下刀剑。景帝炮制的是一次仇者快亲者痛的勾当,晁错付出的却是一条活鲜而又充满生机的性命。 因此,晁错做了替罪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如若梳理一遍他的过往人生,冤死可盖棺定论,但死于非命似乎又是他躲避不过的宿命。 景帝继位后,晁错一夕秒红,如此,他忘记了今夕是何夕。倚皇帝之重,又挟皇帝之威,锋芒毕露而疏于防身,不知迂回而难结善缘,成了他匆忙一生的写照。譬如诸多旧制更替、法令修正,根本就不需要正常的决策程序,只要他与天子来一次私聊,再重大的事情也可以一锤定音。如此这般,他晁错实际上已在春风得意呼风唤雨中,挑衅了帝国固有的权威,也真颠覆了朝廷固有的秩序,这就不可避免会导致传统体制的强势反弹。有一次,晁错上班不便,居然擅自凿开高祖庙墙,这是大不敬。孙屠嘉“奏请诛错”,景帝竟轻描淡写地搪塞过去。孙公何人?当朝丞相更是三朝元老,愤怒与无奈交加中,他只得高呼一声悔没“先斩后奏”,之后,竟一病不起,吐血而亡。由此可见,晁错是何等的专横跋扈,而三公九卿忌恨又是何等的刻骨铭心。可惜他已成孤家寡人,自己却浑然不觉。作为一个心胸远大有抱负的政治家,只知道博取天子宠信,不知道如何韬光养晦;只知道忠君忠国,而不知道忠须有道。从小而言,是急功近利,狂妄自大;从大而言,则为政治上的一种冒进和幼稚。如此,他就无可救药地为自己人生结局埋下了悲剧性的伏笔。 至于七国之乱,则是压死晁错的最后一根稻草。平时口若悬河,急时竟慌不择路,连续不断的三个失误,将自己亲手送上了断头台。面对叛贼逆袭,做为削藩的总设计师,他本应处惊不乱,应对有方,然而,他解开“锦囊”抛出的第一个“妙计”,竟是自己留守京城,景帝御驾亲征。他把景帝当了高祖,他把自己当了萧何。景帝不曾见过硝烟,怎能与征讨四方的刘邦同日而语?他晁错书生意气,怎能与八面玲珑的老臣相提并论?危局来临,将天子推向风口浪尖,岂能不引起群臣不满情绪的再次反弹!更致命的举措是,他秉性不移,四处树敌,直致叛军压境,不思迎敌之策,居然开始顽强地寻找“乱源”。他找谁都行,却不该找袁盎。虽是宿敌,但他早已下野,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何必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呢?问题是,官场无善类,他只得绝地反击。经老臣窦婴疏通,袁盎直达天听,开始陈述自己对叛乱形势的评估。当时晁错在场,别无良方的他竟然咐和“盎策之善”。如此,晁错就在毫无防备下掉进了袁盎设计的陷阱,出现了致命的第三次失误。刚才还在喋喋不休地数落袁盎罪过,眨眼间又盛赞宿敌方略,此情此景,晁错穷兵黩武之态已显现无遗,而所谓“智囊”的形象,也于这一刻在景帝的心中轰然崩塌。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逆转,以为依仗天子可图天下事,已是晁错的一种常态认知,所以,当晁错退下,袁盎进言“今计独斩错”,以平乱祸时,景帝就“痛苦”地出卖了老师:“吾不爱一人谢天下”。 无须置疑,晁错是忠臣,即便是其父以死相逼,也不曾动摇过他改革的决心。晁错是冤死。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晁错也没白死。景帝在危局前,毕竟借老师的人头与鲜血,凝聚了百官之力,渗透了藩王之心,用短暂的混乱与血腥,完成了帝国必修的“削藩”课题。 弥足可惜的是,从文帝到景帝,晁错潜心研墨,图谋报国,可惜,十年磨一剑,剑刚出鞘,却急中生乱,乱中出错,最后取了自己的项上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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