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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受惠于蔡元培先生的人太多了。我们随便即能想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毛泽东、刘开渠、王云五这些人，还有众多的学生、看门人，都得益于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可谓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人。在这方面，张謇、章太炎等人旧而少新，胡适、鲁迅等人新而少旧，只有蔡元培先生在新旧、士仕、政道之间出入自如。　　说蔡先生的传统，有很多角度，其中之一是蔡元培一生没有置备私产。他亲历清朝、民国，为国家社会服务多年，地位不可谓不高，为家为私的机会很多，但他没有谋私谋家，一生搬家多次，只是租居而已。这样的国士或说“国之重臣”，确实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的品德，那就是以国事、天下事为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念兹在兹。　　蔡元培先生病逝，国民政府给他发布了褒扬令，称赞他“道德文章，夙孚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千金散尽　　蔡元培做官的机会太多，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富贵于他是可望可即之事。但蔡先生属于那种对钱没有概念，大手大脚之人。跟一般寒酸文人不同，蔡先生生性豪放，不拘小节，爱花钱，爱请客。据说他第一任妻子王昭对此非常不满，丈夫乱花钱，根本不是过日子的态度，两人经常吵架。蔡先生的儿子蔡怀新证实，父亲置业并不困难，后来不仅没有置业而且没有积蓄的原因是，收入多，支出也多，主要支出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还有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及接济有困难的亲友、学生。　　一生受惠于蔡元培先生的人太多了。我们随便即能想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毛泽东、刘开渠、王云五这些人，还有众多的学生、看门人，都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甚至到了晚年，仍然如此，有人回忆：先生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极端拮据，仍不忘周济他人。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廖平子时常将他写的诗作呈给蔡元培。蔡元培知道廖平子生活清贫，即赠廖法币10元，每月皆然，历数年而不断……可见蔡先生的豪情出于至诚。　　一般的官吏极易为官场习气所染，他们习惯了当官做吏后，便难以回归平实，再难以自食其力。在这方面，蔡元培先生的自信与自足是少有的。　　1907年5月，40岁的蔡元培放弃国内的身份地位，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再次学习，历时4年之久。　　因为公派留学机会搁浅，蔡元培决定自费。当时他还需要抚养妻儿四口，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30两银子，让他在驻德使馆中做兼职，但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为此，蔡元培给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的侄子唐宝书、唐宝潮等兄弟四人做家庭教师，为他们讲授国学，每月报酬100马克。他的同年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3元（编译）和5元（著述）的标准，每月稿酬100元（约合今人民币7000元左右），如此保证蔡元培留学所需，并维持其在国内的妻子儿女的生活。　　辞职 辞职　　他自称“好好先生”，但其实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终生都涉足官场，辞职之烦扰于他几乎是家常便饭。　　1890年，24岁的蔡元培应邀出任《上虞县志》总纂。他所定的编写条例得不到各分纂的赞同，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辞职。　　1898年，32岁的蔡元培时任翰林院编修。传统中国社会，中进士点翰林后，就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更意味着身系国之重望，位列写史的行列。但当年戊戌政变后，蔡元培仍选择了辞职。　　1900年，34岁的蔡元培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一年多，学堂新旧势力争执不断，他支持新派，遭到出资人的干涉。蔡元培断然辞职，后勉强留任。次年，因办学经费的事再起矛盾，蔡元培就辞职离开。　　1902年，36岁的蔡元培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一年多，学校发生学潮，蔡元培支持学生退学，他自己则辞职。　　1912年，46岁的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专制独裁，蔡当面向袁坚辞教育总长之职。　　1917年，51岁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7月3日，因抗议张勋复辟，他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后复任校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部分学生被捕，蔡元培四处奔波，救助被捕学生，5月7日上午10时，被捕学生终于悉数获释。8日，蔡元培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北大校长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于当晚离京。后放弃辞职。　　同年12月31日，北京市小学以上各学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蔡元培与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1920年1月8日，蔡元培再度辞职，直至1月12日教育部及北京政府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同意，才又复职。　　1922年，56岁的蔡元培痛感对北大学生“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愤请辞职。后经多方挽留而复职。　　1923年，57岁的蔡元培为抗议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向总统府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　　1928年到1929年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代理司法部部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有人统计，蔡元培先生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　　我们可以试图由蔡元培的生计及态度，来接近这样一位贤者的内心。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曾说：“拿世界各地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这些学校的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校长的身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蔡先生的贡献可谓大哉。　　恩格斯曾称赞但丁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我们看蔡元培先生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折中的位置，庶几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