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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座城曾经的富庶，读一段历史的繁华虚像。　　在伏尔泰之前，“历史”一词的涵义，指的只是帝王将相的治政和军功。无论是希罗多德《历史》，还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抑或是恺撒的《高卢战记》，莫不如此。“似乎世界只是为几个君王而存在，其余的全都被略而不提。历史学家就像他们所谈到的某些暴君，把人类作为献给一个人的祭品了”，启蒙运动的大师在《风俗论》中如此尖锐的批评道。正是伏尔泰本人，改变了历史学的视野和写作方式，第一次让人们在“历史”中读到了某个时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读到了他们的衣食住行，读到了风俗与雅趣，也读到了稗史与逸闻。　　法兰西史学的这一伟大传统经由年鉴学派史家的光大传承，也深刻影响到了其汉学研究领域，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生于1921年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Jacques Gernet）。谢氏以《中国社会史》一书扬名于国际汉学界。而完成于1959年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则是对其研究志趣和写作风格的一次完美诠释。　　作者选择“蒙元入侵前夜”，即公元1227年至1279年这段时间的杭州城为描写对象，参引了诸如《梦梁录》、《武林旧事》、《癸辛杂识》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等众多史料文献，全景式地展现了这个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富庶的大都会的生活面貌。举凡城市建设、社会阶层、公共事务、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娱乐、文学艺术等等，无不有细致入微的描写。其研究之精透、文笔之娴达，使人在畅读历史之余，更频添了许多闲情逸兴的享受。　　这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这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杭州。尽管北方蛮族仍在饮马江淮、随时准备“提兵百万西湖上”；尽管国库已连年空虚，不得不靠货币超量发行以维持经济运转；尽管商业税、专卖税等间接税种的开征使得农村日益凋零、农民日趋贫困；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杭州城内悠哉闲哉的豪奢生活：　　至1270年，杭州的人口已逾百万有余，城区面积超过100平方英里，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最大都市。由于房屋鳞次栉比，火灾隐患不断，这里成立了世界最早的城市消防队，并拥有庞大的市政工程建设机构，管理着疏浚河道、整修道路、修葺建筑等一系列工作。　　由于有了河流、湖泊、纵横交错的石路以及穿越大小城镇的运河，杭州城的生活用品不虞匮乏：木材来自浙江下游，蔬菜来自东郊的农田，稻米一部分由江淮平原自运河而来、另一部分则由广东经海路运来，饮用水源则来自西湖。每天有数百头猪被宰杀，并由位于御街旁的几十家肉铺售卖给居民。咸鱼是重要的食物，在城内外约有近200家专卖的店铺。此外还有鲜鱼市、蟹市、布市、花市、橄榄市、橘子市、梨子市、珠石市、药市、书市等专门集市，城外还有大约15个日常消费品的批发市场。丰富的商品满足了杭州人在生活品位上高雅精致的追求：城中心有专门售卖奢侈品的店家，销售来自中国各地和南洋、印度、中东以及欧洲的商品。其中有香水、睫毛膏、假发等化妆品，也有葡萄酒、浴巾、蚊香、飞镖、钓具、猫食等珍奇物件。　　马可波罗赞叹道：“行在之大，举世无匹。”多层建筑普遍出现，在显贵之家的屋顶上，飞檐是最常见的造型。房屋装修成为流行时尚，来自热带国家的沉香木和檀木被用于梁柱，地面上开始铺设釉砖，私家花园内种满奇花异草，茉莉、素馨、剑兰、朱槿、玉桂等最为常见，在自家开凿的水池中，堆砌着各种造型的石山。　　当然还有饮食：在关于当时杭州的记载中，包含有数百种菜肴的名称。胡椒、姜蒜、酱油、盐、茴香、食用油等已被广泛使用。《武林旧事》中提到过一次盛大的宴会：其中的41道菜是用鲜鱼、虾、蜗牛、猪肉、鹅、鸭、羊肉、鸽子烹调而成，另有42道蜜饯和水果、20道蔬菜、9道粥品、29道干鱼、17种饮料、19种糕饼以及59种点心。《梦粱录》中则记载了一些名闻遐迩的美食：皂儿水、甘豆汤、蜜枣儿、光家羹、水果子、宫前熟肉、五嫂鱼羹、职家羊饭、酒烧香螺、莲子头羹、大刀烧肉、五味酪鹅……此外，还有种类繁多的专供茶食的点心。在满街的食肆中，约有不少于54种不同风味的酒类供应，茶则是另一种日常消费的饮料，每碗只需一文钱。　　饱食宽坐之后，便是多姿多彩的娱乐。西湖周边是消磨闲暇时光的最佳去处，魔术师、音乐家和说书人开始在街头表演，还有许多从事“百戏踢弄”的杂技艺人。话本、小说和戏剧作品纷纷问世，中国文学加添了新的形式。文人们组织诗社，定期雅集。民间则有各种会社，每逢节庆，总有丰富的活动吸引四方观众。官办的教坊设有13个部门，以供市民学习杂剧和音乐。室内娱乐则有象棋、麻将、骨牌、双陆棋、投壶以及类似于扑克的“翻红”。　　专门的社会服务机构已然成型，被称为“四司六局”，以满足市民的各种服务类需求。营业的澡堂达到惊人的3000多家。自然也少不了烟花柳巷的繁荣：上等妓女有自己的宅邸，只接待达官显贵或太学生；而更多的则是流连于城内数以千计的茶肆、酒楼和勾栏。　　比之《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东京汴梁的盛世图景，“入侵前夜”的杭州已经不遑多让，且已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不过谢和耐也在书中深刻地指出：这些繁华景象也只是虚像而已。人口过剩导致了商业活动不自然地过度增长，也导致了奢侈品贸易的畸形发展，而这一切都抑制了基本消费品的生产。在欧洲，商人阶级形成了自己的实体，城市获得了自主权，市民机构开始出现，再加上资产阶级的兴起，凡此种种都对西方世界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中国，尽管有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发展，但除去商人赚足了钱以外，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样，一种中国社会生活的传统形式，同时也是后来使其变得落后的主要原因，便得以永远固定下来了。“这座大厦已十分脆弱，只要蛮族用力推上一把，就会倒塌下来。”　　中华文明的各个因子都是“造极于赵宋”的，而这样灿烂的文明在不久之后将再次亡于快马弯刀。文明的“瓜熟”与“蒂落”在历史上同时出现，“将五十年兴亡看饱”，留给后人许多怅惘的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