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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端午之际，中国歌唱家龚琳娜在纽约River to River音乐节上首次演唱了由屈原的《九歌》改编而来的三首歌：《云中君》《河伯》和《山鬼》。她将中国传统唱法与西方音乐元素相融合，演绎出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楚辞，可谓别有风味。从古至今，对屈原的评判从未中断过，仅汉代一个时期，从扬雄、班固对其的批判到王逸等人对他的极力推崇，可谓众说纷纭。 近代以来，文学史界对屈原的关注度只增不减：梁启超称“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肯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卓越贡献；郭沫若可谓与屈原惺惺相惜，以“现代屈原”自居，还为此投入数十年工夫，著《屈原研究》，创作历史剧《屈原》；1944年，古典文学研究学家孙次舟教授发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一文，做出了“屈原为同性恋者”的论断，引发一片哗然遭到各方质疑的同时，也得到学者闻一多、朱自清的力挺。进入当代，学界薪火相传，对楚辞文化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从文学、社会学等维度，对屈原的人格、文辞、政治主张做全方位的解读。 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的汤洪所著《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另辟蹊径，将对屈原的研究置于跨文化背景之下，梳理屈辞所涉及的古地理词语，同时借助对先秦汉初典籍与屈辞相关同类地名的考据，挖掘屈原创作心路历程以及文本的内在意蕴。 作为东方的游吟诗人，屈原卓尔不群，将视觉拓展到广袤的西方，屈辞赋比兴巧妙结合，句式灵活多变，以一唱三叹的方式展现其蜿蜒曲折的人生旅程。屈原一生，经历了两次流放，分别为汉北和南方地区，依据《九章·哀郢》的描述，他从郢都出发，顺江而下经过夏首，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离开夏浦，到达陵阳。于是，屈辞中出现了大量现实或者虚构的地名，既有“昆仑”“流沙”“赤水”“西海”等确实存在的域外地望，也有诸如“瑶台”“九天”“九坑”等具有神话意味的地名。作者认为，对屈辞域外地名的探索，既是对屈原浪漫主义游历之旅的地理追踪，同时也应在现实与神话的虚实相间之中，给予地理版图较准确的定位。如《离骚》中有“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余……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据汤洪的考据分析，屈原从苍梧启程到达“昆仑”（今阿拉拉特山）之“悬圃”（比喻神话“昆仑”大山的通天高境，亦与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有某种联系），又从“白水”（代指昆仑）出发抵达西极（大地极西之地），沿途经过阿拉伯沙漠的“流沙”、红海“赤水”、东非大裂谷“不周”，最终抵达大西洋“西海”福田仙境。 不仅如此，《九章·涉江》中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天问》中亦有“昆仑悬圃，其尻安在？”可见，“昆仑”二字以及与其相似的语汇曾多次出现在屈原的语境中，兼有地域与神话等多重含义：楚人之祖先颛顼最早来源于昆仑，《淮南子》《山海经》中就有不少以昆仑为母题的神话，其中一些篇章恰恰出自楚人之手。屈原身处楚地巫文化之中，难免被此种氛围所感染，对原始巫祭文化神秘气息的探究塑造了他超越世俗、独立不迁的人格。也正是出于此，楚地文化赋予他刚正不阿的性格，对于故乡情感之浓烈难以言喻，即便政权沦丧，也不离不弃。作者身陷绝境之际，力求在虚构的神性中寻找答案。“昆仑”是屈原视为神明一般供奉朝拜的对象，在“人神”对话中寻找慰藉，因此，“昆仑”也可视为他诗意的栖息地所在。然而，当信仰遭受危机，思想体系中缺乏一个神的在场，巍峨“昆仑”的意象，则可弥补神在其视觉和想象中的缺失，同时也是终极彼岸的象征，如谶语那般暗示决绝的宿命性结局。 当然，从地理位置或是文化层次上考量，屈原是否真正涉足天山地带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屈原抱有的西域情怀，形成了其独特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流放虽悲怆感伤，也在精神世界的追问和思索中，幻化为笔墨间的浪漫之旅。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从屈辞的地名中发现了域外文化的浓烈气息，这对于我们探求上古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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