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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国通过对国家制度的变革与调整完善，确立起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与自我修复功能的行政制度和运作机制，这为大唐帝国时期的开拓和进步带来了新的气象。因此，改革创新精神在唐代相当突出，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较大程度上保障了唐代社会的活力。 以唐高祖建制为基础，唐太宗全面革除隋朝弊政，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均田制，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发展完善三省六部制度，实行三省长官共为宰相，以及其他官员加以“参预朝政”等名号也可为宰相的宰相集体负责制，扭转了秦汉以来容易出现的宰相专权的局面，也改变了六朝以来设官分职的混乱局面，后来进一步形成了十分成熟的政事堂制度。为保障政治清明，唐太宗创立了“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制度、中书舍人“五花判事”制度（在研究军国大事与起草诏敕时，中书舍人六人可各执己见并在文件上签署自己名字）和门下省审核正式官文书可以“封驳”并“涂归”制度（中书省起草的诏敕交由门下省审议，如果发现有处置不当之处，则可以直接在诏敕文本上涂画改动并退回重拟），谨慎施政，尽量减少错误；确立科举制度，制定国家法律，健全府兵制，强化监察机构，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武则天以铁腕治国，修《姓氏录》，提拔新贵，沉重打击旧势力，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创设殿试和武举，并使南选（在江淮以南特别是在岭南、黔中、闽中等地举行的特殊铨选制度）制度化，又在考试中采用了糊名等新办法，广泛搜罗人才。 唐玄宗即位以后，大举裁汰冗员，“大革奸滥，十去其九”，精简政府机构，又组织编定《大唐六典》，从法律上杜绝冗官滥吏，还改革食封制度，抑制贵族势力，检田括户，限制土地兼并，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劝课农桑，发展社会经济。 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果断废除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租庸调法，改行两税法，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成为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具有创造性的划时代大事，影响极为深远，以至明清的赋税制度也留有它的痕迹。唐宪宗时进一步改革两税法，整顿漕运，平定藩镇，一度实现中兴。唐武宗大力灭佛，裁制不法藩镇，革除科举弊政，卓有政绩。这些均突出体现了根据形势发展之需而力矫时弊、有所作为的改革创新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几乎贯穿有唐一代。唐代各项制度的改革创新保障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活力，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制度史巨著《通典》产生于唐代，正是当时制度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 唐代知识分子也具有强烈的锐意进取的创新变革精神。大量史实表明，唐代知识分子敢为人先，当仁不让，反对模仿他人，鄙视因循守旧，主张通过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社会问题的体验而独立创造，做出独树一帜的成绩。这突出表现在唐代文学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锐意进取，努力摆脱浮艳萎靡的诗风，创作出大量内容充实的作品，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一股新鲜活力。陈子昂以更坚定的理念倡导诗歌改革，推崇“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开创出清新刚健的新诗风。盛唐诗人群星灿烂，大胆探索，流派纷呈。孟浩然、王维等创作的清幽自然、恬淡闲适的田园山水诗，高适、岑参、王昌龄等开创的豪迈雄浑、大气磅礴的边塞诗，均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完美境界。以韩愈、柳宗元为主将的古文运动，以自由质朴、内容充实的新体散文代替奢丽空洞、讲究形式的骈文，是一场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方面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运动。 佛教在唐朝时期也进一步变化成为人世的宗教，它的世俗化与本土化的代表就是禅宗。禅宗相传为印度高僧达摩始创，唐朝慧能时已传六世。慧能提出“我心自有佛”“众生是佛”，认为人人可以依靠净心诚意“顿悟”成佛。他最有名的偈语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针对神秀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而提出的。慧能的学说得到普遍欢迎，禅宗因此也更加中国化。 在大唐帝国的政治体制下，时代和社会发展有一条主线，既提倡思想解放又有思想的统一，也就是统一在儒学思想之下。唐太宗李世民把儒学视为关系唐王朝生死存亡的根本，他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唐太宗亲自参加名儒的讲论。他发现“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异说纷纭，就命令大儒颜师古等人考定五经，颁于天下，这就是《五经定本》。《五经定本》的颁行，结束了长期以来因辗转传抄儒家经典所造成的文字上的混乱，完成了五经在文字上的统一，避免了由于经文文字的不同而引起的解释上的混乱状况。同时，还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并在唐高宗时颁行全国。《五经正义》吸取了前人研究儒学经典的成果，又不乏新的见解，对以前繁杂歧异的经说作了一番整理，统一了经书的注释，让天下读书人有所依据，科举取士也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就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混乱的局面，使儒学重归统一，儒学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正统地位也进一步得以巩固。 显而易见，在意识形态领域，唐朝政府的思路是清晰的，所做的引导也是富有成效的。国家兴办官学、弘扬儒学、统一五经，体现了政府之开放而不放任，解放而不迷惘。这一切，最终成为唐朝国家走上盛世的思想源泉与强大动力。 （选自《盛唐气象》，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作者为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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