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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和绘画有其共通的一面，那就是皆执着于为人画像。画家用的是画笔，而作家用的是钢笔或键盘；绘画用画面说话，文学用文字表达。然而，绘画和文学，毕竟萌发于不同的艺术根系，决定了两者之间必然既有交织，又有分叉。画面比起文字，更直观，更具象；也更狭小，更局促，受限于尺寸之间，止步于表皮之浅，难免显得过于以点带面了。文学没有绘画那么一目了然，却更委婉，更含蓄，更深邃，更博大。绘画是一盏聚光灯，而文学则是一台探照灯，能洞穿人目力无法抵达的角落，能发现潜伏与隐匿的“敌情”，并将人与物事的里里外外，像发掘古墓那般，坛坛罐罐地掏挖出来。也就是说，文学不但要展示西瓜之皮，还要展示西瓜之瓤；不但要给人画像，还要给人画魂。　　文学反映的主体是人，事件也好，物件也罢，都不过是用以陪衬人烘托人的道具。然而，世间的人，无一是从石缝里蹦出来的，皆为父母所蕴育生养。人的生物学来源，决定了人与生俱来不可能是孤立的。哪怕一个自闭患者，整天闭门不出，不与外界产生任何关联；但他与父母及其兄弟姐妹的血亲关系，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斩断和根除。站在这个角度审视，就会发现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枝枝蔓蔓里，相互牵挂着，纠缠着，难以金鸡独立。于是要书写某一个人，就不能对萦绕其身勾连错织的旁支，置若罔闻。这些旁支，构成了人生存网络的背景图案，是人所依赖，所倚重，又所烦厌的。人的选择余地常常都是有限的，于是选择就多为被动型的。基于此，才生发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人与环境的抵触，人与他人的冲突，人与自己的博弈——人最难的，恐怕就是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从而战胜自己——集聚的矛盾若无法消解，很有可能演化为一幕幕带有悲剧色彩的连续剧。生活中的精彩剧目，如果被悉数采撷，并得以呈现，就会转化为文学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在相当意义上，正是现实土壤里的剧烈冲突，才成就了叙事文本的丰饶与饱满，也才使得文学世界由单调变得斑斓，由平面化变得立体化，由笔直平坦变得千折百回，由寡淡无味变得五味杂陈。有一句话叫“社会不幸诗人幸”，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社会的动乱，引来社会成员惊弓之鸟般地担惊受怕，乃至于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但却成批量地繁殖出层叠堆积的写作素材。法国大革命是血腥的，暴力的，导致多少头颅落地，多少鲜花凋零，但它促成了《悲惨世界》这部巨著的巍然高耸，也奠定了作者雨果的泰山屹立。　　人是泥坯，环境是模具。泥塑的样态，取决于模具，而不是泥坯。环境塑造着人，人也在抵抗着环境。人与环境博弈到末梢，大多是以人的败北而收场。鸡蛋身体脆弱，力量微小，一旦与石头相遇，保全自己的办法，就是节节退让，绕道而行，不和石头直接磕碰。同一片枝头的树叶，夏天翠绿，秋天枯黄，冬天飘落。人也一样，遇到好的时代算是走运，遇到不好的时代算是倒霉。气候的冷暖无常，催生出生命形态的千差万别：有人开花结果，有人踩雷阵亡；有人生机盎然，有人自生自灭……文学的使命，就是将社会的潮起潮落与人生的花开花谢，予以吸食与消化，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吞吐出来。不要漠视与忽视那些微不足道的物事，因为任何一粒石子，都是地球的一部分；任何一个人，都是人类的一分子；任何一片云彩，都在孕育着雨水；任何一股微风，都在传递着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