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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是典型的山城，被一条大河拴在水边，绵长的梦想也被拴在水边，脚步也被拴在水边。城不向四方铺展，因为背后是高山，是陡崖，于是就一屁股坐在斜坡上，任凭那些高高低低的楼房星落棋布地散乱成长、发育，也任凭那些光溜平滑的石阶古巷曲里拐弯地向上蔓延、旁生。河是大河，激越、汹涌，带着高原旷古雄阔的原始野性，澎湃而来，激昂而去。河不绕城潆洄，因为城在高坡，水往低处流，干脆就穿城而过，也不缠绵回头，也不顾盼生辉，表现出与君决绝的从容气概。倒是小城有些难舍，像生依死随的恋人，眼望着大河远去的背影，便生出许多牵盼，倚着水边的星点空间，半匹岩崖，斜挂着吊脚楼膀子…… 很多时候，正是落霞满天，斜照晚景。我独自临江伫立，放飞思绪与诗情，看一江水流在脚下激情奔涌，看满河波光托起山城精彩。滔滔大江霞光粼粼，往复舟船踏浪起伏，影子时远时近。浣衣女子穿红着绿，棒槌声中手势起起落落。远山隐隐，楼群绰绰，石阶伸伸缩缩。山城的背影徐徐打开一个生动的侧面。 有一种美因为制约而诞生。一个在石阶上生长的城市，注定会步履蹒跚，脚印里带着石头的坚硬与沉滞，远不可能具有平原城市的舒展与洒脱。但在我看来，这种约束下的艰难开掘，妥协中的另辟蹊径，成就了山城的独异个性，独特之美。它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层褶皱，都藏匿着让目光在趋同的城市风景中难以寻觅的兴奋点。 作为一处古邑，沿河山城有着自己的历史刻度和体温。史料记载，沿河春秋属巴国，战国属楚，秦属黔中郡，汉属涪陵、永宁、汉复县，魏晋南北朝属涪陵郡，北周属费州，隋置务川县，唐武德四年置务州（后改为思州、宁夷郡），五代属黔州，后归于楚，宋置思州，元置佑溪长官司，明清沿袭，民国三年置沿河县。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在今县城西岸设置县衙，形成沿河县城的最早雏形，曾一度是州、县治所。在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沿河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边小城，必定成为兵家必争的要塞之地。号角声声，金戈铁马，战争的烟火想必也曾数度点燃过这座边僻小城的历史天空吧。天高皇帝远，署衙高堂里的惊堂木曾经猛拍起落，震慑多少无辜良善，草菅多少庶民贱命。几番朝代更迭，城头王旗变换。不变的依旧只是那一江滔滔流水。 漫漫岁月如黄沙一般掩埋历史，时间带走了遗容。没有零星线索和文字图片能够稽考沿河旧时的城郭楼影。在离县城西北五里的城子头，有一处遗址，门墙残存，炮台依稀，官署屋基台阶藏于垄间土埂之间，隐隐可以窥见古城遗貌。此间传闻为唐城乐县城遗址。据《思南府志》援引《元志》的说法：在沿河佑溪长官司的疆域内，唐武德四年（621年）因招慰“生”（土家等少数民族）而置城乐县，隶属思州。筑城之后，人们载歌载舞，遂名“城乐城”。那么，“城乐城”是否就是当年沿河的郡县治署呢？史料的记载却语焉不详。 乌江自南而北穿城而过，将城分为东、西两半。地势陡峭，山崖绵延，沿江而建的街道便呈梯次结构，石阶小巷穿缀连接。沿河县城历来就有“河东号多，河西庙多”之说。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时代，作为乌江要津的沿河山城，必定成为物资的集散中心和各路商家的抢滩之所，南来北往的商贾旅人汇聚于此，形成边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多元融汇，成就其商业繁荣。河西丁字口曾经是繁华的商业区，有一条大道直通江边的渡口码头。临江的峭崖上耸起一排吊脚楼房，楼檐参差错落，街道顺江延展。十多年前，这里还没有进行旧城改造，灰扑扑的老街显得古旧沉寂。我在老街上徜徉、穿行，追溯历史深处的岁月回音。石板街宽不足丈，纵横穿插，曲折伸延，两边店铺排立，木质板壁上落着厚厚的尘埃，柜台斑驳陈旧，木门半开半闭，所售多为香烛、纸钱、副食之类，矮檐屋角下坐着的多为老人，或独自品茶吸烟，或三五人围聚下棋玩牌，面孔上写满祥和与安宁。偶尔，年轻人的脚步“咚、咚、咚、咚”砸向地面，飞奔的影子一晃而过，显示出他们人生的匆忙与仓促。 沿河之名始于元代。但在史志文献中，观音岩比以“佑溪沟”（黄木溪沟）名设司、以“沿河”之名设县还要久远。观音岩处在县城东岸，峭崖陡壁，突兀于江面数十米，壁间修建楼阁，翘角飞檐，阁内观音塑像肃穆神秘，拜台前香烟袅绕不绝。庙旁是清代洪峰石刻和明代“观音岩”摩崖。先后修建的三相桥、东岳庙、屏峰寺以及狮毛堆、中碓浩等景观簇拥周围，成为僧侣游仙、善男信女、文人墨客长期追逐的去处。 每逢夏季暴雨，乌江都会恶浪滔滔，水位上涨，淹没县城两岸房屋农田，留下几多悲壮苦涩的记忆。观音岩旁边的洪峰石刻清楚地记下了乌江的历史最高水位。《民国沿河县志》记载：清宣统元年巳酉年五月十八日开始，连续四日大雨，乌江河水猛涨，水位至东岸观音岩、西岸川主庙，两岸农田房屋被淹没，群众遭灾甚惨。县人周思寿、汪世仁立碑刻载。推其水位为314.1米，洪水流量为1.9万秒立方米。我见过那些因为洪水上涨淹没房屋被迫搬家的居民，他们赤裸着上身，头皮和背脊上粘着杂物碎屑，眼望着逐渐上涨的大水发呆。连接河边渡口的街道，像一截被锯掉了脚掌的断肢，巷道里拥塞着临时搬出的家具。他们像在大雨冲刷下毁坏了巢穴的蚂蚁，卑怯的影子四顾茫然。 过去，出入沿河的物资全凭水运，观音岩就在河东码头的峭壁之上，往来客商都会由此乘船。俯仰抬首，但见一排排吊脚楼凌空悬挂，瓦檐铺陈，方窗木栏，三两根木柱错落搭接，斜斜地撑起一道美丽风景……推窗远眺，目睹一河江水带着滚滚波涛奔流而去，昼夜不舍，江上帆篷片片，渔舟唱晚，江风习习。临街一条公路蜿蜒曲折，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折叠木门敞开的铺子浸染着苍老时光，茶馆里人声鼎沸。先前，观音岩周边有很多茶馆，一家挨着一家，人进人出，往来不止。方桌子，长板凳，粗瓷茶碗，长嘴锡壶。一屁股坐了，在茶水升腾的氤氲雾气中欣赏乌江美景，享受人生的安闲，别有一番情趣。 茶馆是社会的缩影，人生的舞台，世俗的会所，民间的庙堂。文人墨客，商旅闲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三流九教汇聚一处，摇着蒲扇，光着膀子，嘴边一碗茶，口中家国事，都在眼前的雾气中升腾沉浮。也有人乘兴而起，高歌一曲，手舞足蹈；也有人即景抒情，吟诗作对，摇头晃脑。“啪——啪”的巴掌声拍下去，“好——好”的喝彩声响起来。茶馆就这样聚闹了。据说有一种“说怀书”人用的道具“巴膀膀”，是一截一头蒙了蛇皮形如二胡音箱的大竹筒，能够敲出节奏感很强的音乐，用来渲染气氛。每讲到悬念处，“啪”的一声拍下去，满堂震惊。可惜我从来没有见过。 成都人的“闲散”天下闻名，茶馆里坐了，可以泡一整天。沿河比邻渝、湘，融会了巴楚文化，沿河的“闲散”颇有几分成都遗风。茶馆里沿袭一种“打川牌”的娱乐，俗称“打红点子”，牌料纸质，窄长条型，正面印有《水浒》、《三国演义》等人物图像，共八十四张，戏称学习“八十四号”文件。还有一种“打字牌”的娱乐，也叫“捉大贰”，或称“抠钵”。无论“打红点子”，还是““捉大贰”、“抠钵”，虽然语含生猛，杀气毕现，但都有些词不达意。四角围坐了，茶碗边压着小小彩头，慢吞吞地起手落势，溜达达地三言两语。一碗茶续过三遍五遍，依旧慢悠悠品得有滋有味。“打”的是休闲，“捉”的是娱乐，“抠”的是放松，输赢成败全在“厮杀”之外，在一碗茶水之中。 靠水而居，临江观涛，淡薄名利，远离江湖庙堂，独守恬淡休闲，这也许是山城的另一种性格吧。 县城年龄稍大的人谈起“麻九爷”都会津津乐道。“麻九爷”本姓肖，河东田坝人氏，并非脸上长了大麻斑，而是因他排行第九办事麻利，时人戏称“麻九爷”，久而久之，渐渐略了本姓。据说他以前在贵州军阀王家烈手下干过排长，作战勇敢，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开小差回老家以开茶馆营生。“麻九爷”讲起打仗的故事来，眉飞色舞，气概非凡，听的人往往全神贯注，目瞪口呆。光头粗膀的“麻九爷”敞胸露怀，肚脐眼硕壮如鹅卵，圆似杯口，走路时全身肌肉抖动，门口一站，活脱脱就是一块“招牌”。远远近近的茶客总喜欢奔着“麻九爷”而去。因此，他的茶馆最是兴旺发达。灶台上一边架着铁锅，一边搁着大铜壶，整日里冒着雾腾腾的白气。“麻九爷”光膀子上搭块汗巾，手提长嘴壶四处转悠观望。猛不丁斜刺里就会伸出一柄长壶，水柱迸射，顷刻水停壶收，碗中茶叶翻腾，茶晕荡漾，不漫不溢……有熟客偏偏爱开“九爷”玩笑，趁其不备，飞身一把按在凳头，“逼”他讲故事。“麻九爷”也不恼，张开嘴就开始款天阔地讲他那些陈年旧事。“麻九爷”在县城绝对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荣辱沉浮，大起大落，人们对他的称呼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先卑后尊先倨后恭的滑稽过程：麻老九——老九——麻九爷——九爷。随着茶馆最后的萧条和人去鹤逝，最终盖棺定论成“麻九爷”。其中暗藏的种种人情世故与世态炎凉，皆在不言之中了。 当然，吊脚楼不仅仅承载这样的前尘往事与人情世俗，她更以一种古典而诗意的色彩，故化在人们的心头，成为一段爱的朦胧记忆，一幅永不消逝的风景。 我的朋友画家兼诗人刘华忠先生，每次和我谈起沿河山城江边的吊脚楼时都会兴奋不已，眸子里放射出异样的光彩。他说自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沿河县城丁字口街一位异性朋友家里的吊脚楼上住过一段时间，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白天，他和朋友在江边转悠写生，夜晚则在吊脚楼上枕着乌江涛声饮酒吟诗。木格窗子被一根竹竿斜斜撑开，明月朗照，青辉洒地，江风冉冉，一江涛声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兴许还有渔船上漏出的几粒灯火，楼阁里飘荡的几缕山歌，为他们的蒙昧青春增添几分诗情画意。“那个地方太美了，要是有可能，我愿意在那里居住一生一世。”多年后，画家回忆起来依旧如痴如醉。只可惜，画家的那位异性朋友后来离开沿河，他们为了各自的人生理想天涯浪迹，从此了无音讯，而他们那段似是而非的爱情连同丁字口的吊脚楼也永远嵌在画家的心头，成为另一幅绝妙的画。一个画家一生也未必能创造出价值连城的作品，但必定会有一幅最美的画悬挂在他的心头，被时光和记忆精心装裱。 土家族是巴人的后裔，他们的脉管里流淌着先人能歌善舞的血液，骨质里融会了山的粗旷和水的柔媚，天生就是优秀的歌手。田边地头，土塬山梁，风一吹，清越的山歌就飘起来了：“大雨落来细雨飘，打湿情妹花围腰；打湿情哥不要紧，打湿情妹啷个焦。”而在那些风清月明的夜晚，吊脚楼则成了释放心灵传输爱情的歌台。“奴幺妹，生得乖，盘子脸来弯眉毛；奴幺妹，好头发，梳子梳来篦子刮；奴幺妹，好双手，金箍银箍戴满手；奴幺妹，好双脚，红丝绿带缠裹脚。”不要以为这些土里土气的山歌只在民间草野里生长，只在露珠与山花的笑容里绽放。如今，在不缺时尚与流行元素的山城，民歌依旧如雨后山林里的菌子，日头一拱就露出了鲜嫩的面孔。这歌声是抒情而又多情的，这歌声也是清纯而又原汁的，丝毫不含物质时代的趋利与浅浮，成为山城抵御世俗抵抗功利的精神操守和力量家园。 观音岩边有一排大石梯子，斜斜从吊脚楼群里穿过，一直延伸到江边的码头渡口。石梯是山城的一部史书，光滑的表面留下多少历史的脚印，镌刻多少岁月的沧桑。风吹过，风带走昨天，雨来过，雨冲刷足迹。只有时间一锤一锤地雕刻，记忆一页一页地装订。 乌江因上受猫滩、下受舞门滩的阻挡，便在观音岩下形成一段缓流，江面平稳，易于摆渡行船。东岸横卧七尊大石，状如七只临江饮水的卷毛狗，被誉为“狮狗堆”，为沿河县城八大景观之一。西岸大小石块重叠堆垒，江水灌进石堆中的石洞、石孔，就会发出奇异的号声，形成“洲水奇观”。人们在此垂钓、浣衣，或将新鲜菜蔬放置江水中冲洗。夏天，则是天然的泳场。男女间杂，短装泳裤，逐浪戏水，激起一河的欢声笑语。俗话说：隔河三尺，摆卵之地。河流褪去了人们的男女之别和忸怩羞涩，呈现出的是开放、包容、交汇的胸襟。 码头最早叫“沿河司渡”，推测设于元代，当是古渡，民国时期改为“惠民码头”。渡口是连接山城东西两岸的脐带，沿河大桥修建之前，这里是两岸唯一的通道。每天人来人往，摆渡不止。1934年5月31日，贺龙率领红三军在此强渡乌江，依靠20多只木船渡江，消灭岸边守敌，在离此数十里的谯家土地湾建立起贵州高原第一个红色根据地——黔东特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79年，沿河县革委会在观音岩立碑纪念，将“惠民码头”改为“红军渡”，从而赋予它崭新的历史意义。 战争远去，枪声喑哑，古渡悠悠，惟有江水奔流不息。 只有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赛在“红军渡”码头鲜活闹腾。节前几日，街上就充满了浓郁的气氛。龙船的骨架雏形立在街头巷角，龙头高昂，龙须冉冉，龙鳞闪闪。河中锣鼓阵阵，节奏铿锵，那是预赛的队伍在“较船”（也叫“试船”）。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沿河土家族的龙舟赛在开赛之前还要进行“请水拜庙”仪式。两名童男童女身穿彩服，分别代表青龙、黄龙，法师烧纸燃香，口念符咒，卦影翻飞，途中香烟袅绕，锣鼓震天，长号齐鸣，簇拥着游龙队伍前往江边“请水祭江”。 号令声中，龙船齐发，锣鼓鞭炮再次喧天价响。船中手臂劲舞，桨影翻飞，水中白浪条条，你追我赶，岸边千音万嗓，齐声喝彩。此时，蓝的天，碧的水，红的绸，彩的旗，一起搅动在那沸腾的节日里了。 清人范啸弘曾经站在山城东岸的珠瑙峰下，面对皑皑积雪的山顶，诗趣盎然，吟出佳句：“皑皑银屏矗太空，重峦叠翠合称雄。我来峰外昂头立，千里河山一望中。”我借居山城十数年，下雪倒是遇过几场，不过作为“县城八景”之一的珠瑙岩，我未曾见过白雪银皑的自然奇观。想必环境破坏，今日的大地已越来越不适宜白雪居住了吧。至于“黄猫警渡、白鹤舞门、月镜高悬、石洲晚眺、珠泉暗抱、锡顶警云、彩月朝霞”等其他几处景观，只好在故纸文字里去觅踪寻迹了。 伫立河岸，一任思绪的芦苇飞扬，我的目光穿过山城的前世今生。河岸渐渐看不到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吊脚楼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崭新的现代楼房，像森林侧面铺排的线条。机声轰鸣，塔吊的巨臂在空中伸展，山城一大片一大片的补丁正在机械的操作下发生容颜改变。耸立两岸的防洪堤，长长地延绵数里，像山城坚实的鞋子。那些从荒郊野地走来的石头，从此扎根在水边，用它们的硬度和力量托起山城的高度。 霓虹灯下的夜晚像一只高脚酒杯，盛着山城的繁华与梦想。大河缓缓穿过山城，波光滟潋，任晚风摇曳缕缕缠绵的怀想。高高的防洪堤上，漫漶着日子的流光溢彩。宽阔的红军渡广场，人流像自由的鱼群，在舞蹈与歌声会聚的河流中幸福翔游…… 拴在水边的山城还在渴望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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