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地区中师毕业后,回到县城一所小学教书。除了教书,还捎带保管学校唯一的一台收录机。 放寒假时,学校让我把宝贝带回家里去保管,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是个单身汉,家又在农村,有台收录机作伴,一个假期不再会感到寂寞。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 父亲舒服地吐着烟雾,对我说:“把你那个唱歌匣匣拿出来,咱今晚好好听一听。”他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一副养尊处优的架势。我赶忙取出收录机,放他老人家爱听的韩起祥说书。父亲半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悠闲地用手捋着下巴上的一撮山羊胡子。韩起祥的一口陕北土话,在他听来大概就是百灵鸟在叫。 看着父亲得意忘形地又说又唱,我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我的声音?”“嗯。”“能录下来吗?”“能。” 他忽然惊慌起来,连连摆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我忍不住笑了,说:“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你看我,说些甚。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大年三十早晨,所有的民工都跑了精光,我也就跑回来了。那天早上我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着一床烂被子,坐在炕上哭鼻子。看了这情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旁人家孬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我转身就往县城跑。我当时想,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我进了县城,已经到了中午,副食门市部的门关得死死的。唉,过年,人家早下班了。 “我来到后门,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突然冒出个好主意。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门市部的人还敢不卖给我肉吗?我硬着头皮敲后门,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哈,不用说,胖头起先根本不相信我是冯书记的亲戚。他打量我半天,后来大概又有点相信了。 “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条羊肚子毛巾,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可是,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我想,我把这块肉提回家,你妈,你们几个娃娃,看见会有多高兴啊。咱们要过一个富年。 “在街上,高家村的高五拦住我的路,和我一块当民工的。他老婆有病,他已经累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说实话,撒谎说,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问能不能给他分一点。说实话,我可怜他,但又舍不得这么肥的肉。我对他说,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毛钱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我对他说,那好,咱俩一劈两半。可怜的高五一脸愁相变成笑脸。 “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像是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了几串鞭炮。还剩下七毛钱,又给你们几个馋嘴买了几颗洋糖……我一路小跑往家里赶,一路跑,一路咧开嘴笑。嘿嘿,我自个儿都听见我笑出了声。 “你不是叫我说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吗?真的,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过这一天。高兴什么?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有了新毛巾,你们几个娃娃也都能放鞭炮、吃洋糖了……” 我“啪”一声关了收录机,一个人来到院子里。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 (选自《读者》2015年第10期,有删节) 一句话点读 文章借助“父亲”的讲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特别的窗口,透过这扇小窗,我们了解到了那个贫困年代人们艰辛的生活,感悟到了亲情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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