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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闹市一拐，立即进入一条树荫浓密的小街，才几十步之遥就安静得天荒地老，真让人惊奇。　　我去访问雅典人文学院的比较哲学博士贝尼特女士，一进门就约好，她讲希腊语，我讲汉语，由尹亚力先生翻译，用两种古老的语言对话，不再动用第三种语言。　　她现在主要在研究和讲授易经、孔子、老子、庄子，我问她何时何地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哲学的，她说是十几年前，在意大利。学的是东方哲学，从印度起步，落脚于中国，这是多数同行的惯例。　　她立足于希腊古典哲学，对中国哲学反而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眼光。她认为希腊哲学的研究重心是知识，中国哲学的研究重心是人生，一开始研习，怎么也对不上日径。等时间长了，慢慢发现，先秦智者中，最符合国际哲学标准的是老子，他有本体论的内核，而其他则比较具体和狭窄。　　我感兴趣的是，希腊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哲学，她说极少。我说中国研究希腊哲学的人却很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知识界是常识。她说是因为希腊哲学已成为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而中国哲学还是内向的。　　我问她，在她的希腊学生中，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多不多。她说越来越多，但又越来越趋向实用，学周易为了看风水，学道家为了练气功。　　我说在中国也向来如此。兴盛的是术，寂寞的是道，因此就出现了学者的责任。但是弘道的学者也永远是少数，历来正是由少数人维持着上层文明。　　她深表赞同，给我递过来一杯鸡尾酒。　　她以希腊的立场热爱中国与中国文化，认为这是“同龄人的爱，再老也理所当然”。　　书架上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关中国的书，英文居多，也有中文。还有一些瓷器，瓶底上都标明是明代或清代的，但她说一定是假的，只是保存一种与中国有关的纪念。其实，依我的目光，写有《岳阳楼记》全文的瓷瓶，倒大半是真品，因此劝她不要随手送掉。她的书架上还供奉着几片从北京天坛、地坛捡的碎琉璃瓦，侍候得像国宝。　　“真是捡的？”我问。　　“真是捡的。”她回答地诚恳。　　让我一时难以接受的是，她养着两只小龟，一雌一雄，雌的一只居然取名“女娲”，雄的一只取名“伏羲”。她说自己特别喜欢它们，因此赐予最尊贵的名字。她把女娲小心翼翼地托在手掌上，爱怜万分地给我看，又认真地向我道歉：伏羲睡了。　　问她女娲和伏羲是不是一对，她说：它们还小，等长大了由它们自己决定。现在让它们分开住，女娲住在贮藏室，伏羲则栖身卧室的床底下，男女授受不亲，儒家的规矩。　　不管怎么说，在这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留下过脚印的地方，每天都会响起无数次甜蜜呼唤女娲和伏羲的声音，虽然在我听起来实在有点不对劲。　　（节选自《千年一叹》，有改动）　　本文选自余秋雨先生的《千年一叹》一书，记录了作者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伊斯兰文明遗迹的经历。全书在当代人的心中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但作者却从没忽视过中西文化的交融，进而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本文就是中华文化被西方瞩目的例证。文中讲述的对话经历有点让人忍俊不禁，作者在最后也说“听起来实在有点不对劲”，但不同文化都有其价值所在，在当今信息快速交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在吸收、强大的同时，世界也在看中国。